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困难因素之浅析

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学习能力,在儿童时期能够轻松地习得第一语言——母语,然而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却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因素。本文从社会文化因素、态度与动机、焦虑状态、年龄因素等方面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以供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者参考。     

认知视角下汉维语动物词对比研究

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动物、植物等都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理论,并结合民族心理学,通过汉语、维语动物词的对比分析,旨在揭示人类思维的共性及不同民族存在认知差异的文化因素,使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够通过隐喻构建词义系统来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浅析德汉词义的非对应性

运用词义分类理论和词义与文化关系理论分析德汉词义的非对应性关系,以一些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如称谓词和色彩词为例进行重点分析,有利于语言学习者真正掌握词义,避免语用错误,更好地进行语言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     

现代汉语词的文化意义的判定与分析方法

在汉语言研究中,对词的文化意义的判定与分析的理论探讨一直较为薄弱。判定一个词在共时层面是否具有文化意义的落脚点应为独特的民族文化对共时词义是否造成影响,而并非从词义探求民族文化。因此,根据独特的民族文化对共时词义是否造成显性/隐性影响,参照是否因社会文化因素造成语际间词义出现零对应关系,现代汉语中词的文化意义具体可以划分为词的概念独特义/特有国俗义两种基本类型。现代汉语中词的文化意义可以从文化义项与文化义素两个不同层面的词义单位进行分析。确立现代汉语词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小议对应词

对应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要在第二语言(汉语)教学中,充分利用两种语言中完全对等的对应词,同时要注意两种语言中多数对应词在意义、用法、搭配、色彩、文化内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减少和避免学习第二语言(汉语)中的词语偏误。     

论词的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的关系——以《左传》形容词为例

词的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同是词义内容的构成部分,各具特质、功能、形成机制以及在词义系统中的地位。人们通常认为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是主和辅的关系,但是具体考察不同词类、不同词义类聚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同突显程度、不同亲疏程度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类型的词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分布。不仅如此,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及其关系所对应的语言功能也体现出差异性。     

词的文化义、交际文化义与对外汉语教学

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文化义作了新的界定,认为词的文化义是词义中隐含的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势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意义.它是对词义从文化视角考察得出的结果.本文还就文化义与词义及其构成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考虑到绝大部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交际,我们提出了"交际文化义"这一概念,并对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如何揭示"交际文化义"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文化因素

第二语言习得指的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国家,以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息息相关,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化因素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体现。     

词义对应与词义缺失现象分析

语义成分分析是一种解释词义的语义学方法。不同语言的词汇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其语义结构具有共性:即词义由意义成分组合而成。意义成分的组合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完全一致或部分一致,导致跨语言词汇对应或部分对应现象。对应词具有对应的语义成分,部分对应词的一部分语义成分对应;有些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目的语词义可能在母语中缺失,词义缺失现象能被借词取代,外语学习者还能用母语词组或短语表达缺失的词义。     

英汉词义的非对应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词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存在很大的差异.有很多词在两种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有些词虽然可以在两种语言中找到相对应的词,但在语义与文化层面上有很大的不同.从语义学角度出发,就英汉词汇的概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差异所造成的英汉词义的非对应关系进行探讨.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信息定义之我见

科学界定信息范畴,必须着眼于本体论,着手于认识论,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认识论视角看,信息是物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的时空序,表现为实体态信息、运动态信息、基因态信息、反应态信息和思维态信息等五个层次。从本体论视角看,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信息与物质具有对等性,信息是全面的、浓缩的,是潜信息与显信息的统一。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认识

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进行了对比,阐述了做一个研究型教师的条件以及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制定标准.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权利穷竭的含义、理论基础及效力范围

权利穷竭的前提是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被合法地首次投入市场。权利穷竭不等于知识产权穷竭,而是指相关知识产权权利群中的某一项子权利的穷竭,并且被穷竭的权利是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与商品的流通和购买者的使用有关的特定权利。商品自由流通和利益平衡是权利穷竭原则赖以成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理论支柱。有关权利穷竭的空间效力范围包括领土、区域及国际三种情形,前两种已经获得内国或区域的立法和司法的承认,具有了确定性,国际穷竭由于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至今尚未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