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予我国判例拘束力的定位分析

先例判决制度的施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判例定位问题的重新思考。尽管理论界对把判例制度引入我国 ,并将判例作为我国法律渊源之一的讨论已有十余年 ,但真正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判例拘束力这还是第一次。本文通过考察先例判决制度在我国的施行状况 ,比较两大法系国家判例拘束力的法律定位 ,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 ,分析并提出了赋予我国判例拘束力的现实途径     

论民事判决理由中判断之拘束力

我国民事立法对判决理由效力未作出规定,理论界对判决理由效力问题的研究零星而不成系统,从而导致司法实务中后诉法院对前诉判决、特别是对判决理由部分判定的争点问题认识不一,造成同案不同判或重复审理问题。文章尝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民事判决理由部分的既判事实应有条件地具备争点排除效力,事实查明部分的事实、证据以及判决理由部分的非主要事实争点可以具备证据效力。除此,对于法律理由中的判决意见,时机成熟时可以使其具备判例效力,以期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铺路。     

论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之适用

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适用 (即 :承认与执行 )问题 ,一直是当今各国争执不下的焦点问题之一。惩罚性损害赔偿在美国的适用最为广泛 ,同时也引发的争议颇大。对外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本国的适用问题 ,各国的态度极为相似 ,仅属很有限制的接受 ,甚至拒予接受 ,多以公共政策保留加以解决 ,但须有国际社会的全面协调。我国已在立法上确认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 ,也未明确排除外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 ,但仍有明确不足 ,应尽快完善之。     

论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判决

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和判决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由于立法上没有将两者较好地予以协调,导致了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同认识和做法,从而影响了上诉制度目的的实现。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本文拟通过与国外和我国台湾同类制度的比较,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WTO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其争端解决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法拘束力 ,保证了WTO各项规则基本上得以有效实施 ,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机制。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 ,分析WTO争端解决的国际法拘束力 ,着重从WTO争端解决的拘束力之条约依据、实践考察和存在问题三方面进行研究 ,并力图从一般国际法理论的高度来解释WTO的争端解决及其意义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要从根本上解决法院的判决、裁定反反复复,一个案件多个判决、裁定的状况,就行政诉讼而言,必须真正确立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树立法院的权威。从比较法的视角看,确立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有必要解决以下问题: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和效力;行政诉讼判决既判力的效力范围、制度根据以及与其他相关原理的关系;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的标准时间;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与判决的不当取得之间的矛盾。     

论行政诉讼重作判决之价值与适用条件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是撤销判决的辅助判决,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其有明确规定,但未明确其适用条件。重作判决的适用有利于全面实现撤销判决的实效性和维护客观法秩序。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包括:存在撤销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问题应当重新处理,被告对应当重新处理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定管辖权,被告能够依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论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变更判决。首先阐述了变更判决存在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我国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论述了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法院适用变更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变更判决的规定在适用范围、变更不得加重处罚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之改革

拒执罪以立法形式出台以来,虽对"执行难"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致使执行实务中适用此罪的情形尚不多;在"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新时代背景下,除保护其法益之外,拒执罪的任务还应包括保护"社会信用";拒执罪应以保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正常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改革方向,以与其他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动态衔接为改革方法,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对犯罪构成进行改革,从而改善本罪的适用状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论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判决

虽然连带责任制度对权利人利益保护的独特优势应得到彰显,但法院在司法裁判时却不能无视实体与程序的差别而一味地满足权利人的诉求,甚至只应权利人的请求而做出裁判,否则会导致程序的虚无,使法院失去其独立性,沦为权利人的司法工具,也使未经裁判不得令其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失去法律的保护。理性的做法是,针对个性化的权利应注重个性化的司法裁判。在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判决中,应合理寻找权利人的权利保护与责任人的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点。在诉讼形式上采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形式,各责任人均需参加诉讼的基础上,统一作出对各责任人或为胜诉或为败诉的判决,同时应对各责任人的责任份额作出明确划分。如此既能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多余之诉的发生,又能使所有诉讼参与人尽快退出诉讼,从而避免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     

民事发回重审之功能论

民事诉讼中发回重审在司法实践中确保初审程序的正当化,明确了上下级法院职能分工,保障诉讼当事人两审终审之利益。发回重审以其独有的功能而区别于其它二审裁决方式。但实务操作中因法律笼统规定等相关因素和制度本身种种弊端使得发回重审滥用现象严重,这也与民事诉讼追求的效率与公正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虽然我国在2012年8月新修的《民事诉讼法》中完善了发回重审制度,但对于发回重审的具体事由以及相关处理程序仍有待规范。因此,适当限制发回重审是由,严格把控重审程序,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对消解发回重审的滥用和当事人诉讼利益的保护,彰显法治权威和统一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论刑事裁判中的事实

对事实概念的完整理解应当涵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完整的事实应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和作为命题的事实之统一。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命题事实,是以客观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掺杂着主观性因素的事实认识,因而有真伪之分,同时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只有与刑事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相关的客观事实才可能成为裁判事实。刑事裁判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背离的可能,但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始终是刑事裁判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裁判事实作为命题事实的真伪亦取决于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竞合与否,不过刑事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竞合。     

判决理由改革论

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是判决理由的改革,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应明确判决理由作为判决合法性证明的功能;重视对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独立等相关制约因素的分析;通过判决理由的改革,以抑制司法腐败、提高法官素质并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简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与联系

事实判断以客体为取向,以事实为原则;价值判断以主体为取向,以价值为原则。二者存在着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无法跨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事实判断中渗透着价值因素,价值判断中存在着事实认定,二者可以统一于现实实践之内。     

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之不足及其完善——以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为视角

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增加了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第三人撤销之诉,旨在进一步对第三人的权利进行保障。但由于只有一条简单的法律规定,没有具体的程序与配套制度,对于案件依何种审理程序进行审理问题、原裁判文书是否中止执行、它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重合关系如何协调等问题均未提及,这不仅令法官无法操作、也让律师实务界感到困惑,这一规定在实际审判工作中难以达到立法者预期的效果。同时考虑到第三人撤销之诉对已决判决的既判力的冲击与影响,必须慎重建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审理程序与适用条件。     

论行政判决的既判力--兼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比较

行政判决既判力指确定行政判决对当事人和法院的拘束力和通用性。对行政判决既判力应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个角度理解,行政判决既判力在其本质、根据、范围上都有不同于民事判决既判力的特点。     

论《刑法》条文中的判断特点

《刑法》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 ,其中每一条规定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各部分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因此 ,要准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含义 ,离不开对《刑法》条文的理解 ,而《刑法》条文存在着与其他规定的关联性与逻辑结构的复杂性的特点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才、胆、识、力”:叶燮对审美主体能力的建构与阐释

叶燮在《原诗》中把审美主体的能力构成概括为"才、胆、识、力","识"为基础,"才"为核心,"力"求独创,同时"识"始于"格物"的知性品格,和"力"的实践特点构成"知行合一"的理性认知关系。四者的关系叶氏认为是"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