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出土商代音乐文物综论

殷墟出土的商代音乐文物种类较多,主要有甲骨卜辞、乐器实物和乐舞道具等,这些音乐文物是商人音乐活动的遗迹,集中体现了商代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和艺术成就,是我们研究商代音乐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考古价值.     

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

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迄今为止 ,它既是人们所习知的 ,又是人们所未知的。这种“习知”来源于爵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而“不知”则来源于人们对爵的基本特征及用途的模糊认识。就其历史功用而言 ,爵既非日常之“饮酒器”、“滤酒器”,亦非单纯之“鬯酒器”、“煮酒器”,而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 )。而从器形特征上看 ,在商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爵、觚、 )中 ,爵、二器均作明显的“象雀之形”,应为商代人图腾之象征。商人以带有图腾造型的青铜重器——爵、等来祭祖敬神 ,并使之成为祭祀礼器之经典组合 ;这一状况的产生 ,并非偶然所致 ,而是商人图腾观念之于物质文化上的绝好反映。     

商代的乐器

从卜辞与出土实物资料来看 ,商代的乐器包含了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等三大类二十余种 ,可谓“八音”齐全 ,并有专职乐师在用场地举行演奏及专业的学校进行教学 ,而其乐器的制作也犹为精良 ,特别是音高标准器的出现 ,标志着古乐律体系的初步确立 ,可见当时的音乐发展已渐趋成熟     

石楼类型商代青铜器的研究

自从1938年石楼贺家坪发现商代青铜器始,至今已50余年,特别是1949年后黄河中游山西、陕西两省不断发现新材料,至今见于报导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地点有30余处,材料非常丰富,特点明显,尤其是1985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首次在灵石旌介村完整地发掘了两座商代墓后,对这地区商代墓的葬制、葬式、青铜器的组合都逐步清楚了,为此,今日来研究以石楼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显得非常重要了。 1978年为纪念新中国建立30周年,我在编写:“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一文时,提出石楼商代青铜器的特点和族别问题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发表了很多有关论文,述及各个方面,对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对本文的撰写是大有裨益的。     

商代原始社会考

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主流一直坚定地认为商代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其主要理由是:商代出现了青铜生产工具;奴隶被大规模地用于生产劳动和殉葬牺牲;出现了金属货币;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等等。但事实却不尽如此。通过对一些考古资料的认真推敲,我们发现商代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原始社会野蛮中级阶段,根本没有进入奴隶制社会。一、商代原始的社会经济各部门     

洛阳出土夏代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洛阳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是对初期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其数量和种类虽不是很多,纹饰也较简单,但在青铜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掘的墓葬结构不同,出土青铜器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也有差异。已出土的青铜酒器、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具特点,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     

商代的养狗业及狗在商代的用途

商代的养狗是商代家畜饲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狗在商代称犬。1969年至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中、就有339座墓中有狗殉葬。据统计,卜辞中用狗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记载大约有二百余条。商代的方国中,有以犬为名的。狗在当时不仅有专门的“(宀犬)”,而且有“犬侯”、“犬中”、“多犬”,“犬”一类的官员负责其饲养、驯练活动。就是在殷正百辟中也有养狗戏狗之风。在商代,狗肉与马、牛、羊豕、等肉比较是属于上品。仅从甲骨文中的“献”字看,我国商代对狗肉的制作、除了烤作以外、起码还有蒸、煮等做法。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古鼓和古文鼓字

鼓是我国古代的主要乐器,大约古人很早就发明了造鼓,这由“伊耆氏(即神农)造鼓”的古传说中也可想见。不过那样的鼓早已无法看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的鼓是商代的模仿鼓形的一个铜鼓(如图一)。那是一件木框铜鼓的仿制品,鼓     

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

从商代朝聘存在的客观形态出发,分别就构成商代朝聘的朝觐、巡狩、会盟、聘问诸项内容进行考察,并提出个人看法,应该说,这对正确认识商代朝聘制度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论及与商代朝聘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商代朝聘制度的本质特征了。 一、商代朝觐 文献上有关商代朝觐的内容可见于《诗经》、《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典籍的记载。比如《诗经·商颂·玄鸟》篇说到成汤建立商之后,“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子孙后代“靡不胜”。诸侯国“龙　十乘,大　是承,”“肇域彼…     

《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广汉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中心遗址 ,1 980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系统发掘 ,发现了古城古国 ,被评为首批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 ,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1 986年发掘的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更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两座祭祀坑的埋藏现象十分别致 ,器物种类丰富多样。“倾倒”在两个长方形土坑里的大量金、铜、玉、石、陶、象牙等质地的器物 ,大多经过有意的焚烧与破坏。器物的种类 ,除少量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容器和当地遗址中常见的陶器而外 ,还有许许多多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 ,如青铜立人像、纵目兽面具、青铜神树等 ,…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在中国西南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迄今在中国西南古蜀文明区发现的柳叶形青铜剑,年代既早,数量亦多,分布也很集中.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向北发展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     

饕餮新释

饕餮新释陈惠在中国文化史中最突出的动物形象，除了龙凤外就要数饕餮了。饕餮的形象是一个狰狞神秘的大眼睛的兽面。传说这种怪兽是最贪吃的，所以就把它的形象铸刻在商代的青铜饮食器上。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表现奴隶制度的威严。在古代文献中“饕”是表示贪的意思。《汉...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西周窃曲纹,源于太极图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七.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西周中期的青铜图法"商周之变",导致了商代饕餮纹被西周窃曲纹替代,并阐释其宗教神话政治内涵.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若地一九八六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被发现。出土了一大批以青铜人像及金、石、玉器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物，当时震惊了世界，发掘简报将这批器物所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断代上限因此被上...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商代青铜兵器著录、考释和考古资料不断公布 ,通论性及综合性论著陆续发表 ,专题性研究丰富多彩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夏商时期的作战方式蠡测

在夏商时期的一些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车痕和车马坑,这些遗迹表明当时存在一种非作战用的小车,商代晚期出现的马车达不到作战战车的要求.夏商时期的兵器演变特征明显,铜戈作为主要器类,以啄击为主要功能,适宜步兵所用;铜钱、矛、刀、戟、短剑、匕首等兵器也不适合车战所用.结合商代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作战的方式是徒步相击的近距离交战,商代晚期可能用战车作战,但战车始终未被大规模使用于战争中.牧野之战中首次使用较多的战车,这是车战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之后在周人的推崇下,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夏商时期战争形式的存在有其历史背景,与夏商王朝对铸造青铜兵器技术的垄断和吸收外来文化因素有关.     

鸟图腾及相关问题

鸟图腾及相关问题王水根被誉为“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该墓出土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随葬品１９００余件，其中青铜器４８０余件，玉器１０７２件，陶器３５６件①。人们纷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它。笔...     

殷商“从”字印陶质疑

殷商时期玺印已经出现，考古发现的青铜玺可资证明，旧说的印陶原本是刻文而非玺印。商代印章已较成熟，其起始仍可上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