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时候”句的时间性

X同时于Y,是指X的时间和Y的时间在时间轴上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的时候”是同时标记，“时候”句只表示同时关系，具体包括重合型、包含型、交叠型和相接型四种类型。综合视角与分析视角、小句时间与事件时间、客观同时与主观同时、现实性与确定性制约着人们对“时候”句时间性的认识，以往有些学者之所以提出“时候”句表示先时关系和后时关系，就是因为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梳理同时关系的四种类型、探究认识“时候”句时间性的制约因素，亦有助于分析“时候”句的习得偏误。     

“却”与“但是”的语义、句法和语用比较

本文从对例句的分析出发,比较了“却”与“但是”在语义、句法和语用方面的区别。文章首先分析了二者在语法意义上的不同“但是”表示的是转折关系,“却”突出的是对比关系。然后指出二者在句法、语用方面的区别“却”在单句和句群中的位置都比“但是”要灵活;“但是”句与“却”句的句子功能和语义重心也有所不同。     

《九歌》“兮”字用法新探

屈原《九歌》中“兮”字的用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引起了一些争议。如闻一多、姜亮夫、郭绍虞、廖序东诸先生都有自己的主张。争论的焦点是“兮”有无语法意义。“兮”只是语气助词,“兮”在句中属上读。“兮”用在句中有隔离前后词语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将此与标点符号的停顿作用相等同),从而帮助体现语法关系。     

说“句序”研究

本文简要梳理了汉语语序的研究历史，特别是汉语“句序”的研究成果，重点总结了代表我国复句研究最高水平的《汉语复句研究》中的“句序”研究成就。研究表明：第一，小句的排列次序不单单是语用表达的需要，在联结关系、逻辑基础上，在关系词语的使用上都有条件限制；第二，小句句序和小句特性协调统一；第三，小句类型和小句次序有密切联系。“句序”研究充分证明：不能机械地套用短语规则来解释句子，要从句子事实出发，研究其特点和规律。     

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研究

本文从文言判断关系表示法入手来研究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根据作者对文言判断句判断关系表示法的见解,提出了文言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不是“……,……也”和“……者,……也”,而是既没有判断词,又没有语气助词和副词的“……,……”式的新观点。对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用‘也’字煞句,和用‘者’、‘也’照应的句子是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的看法提出异议。     

浅谈台日军事关系

发展台日关系一直是台湾当局推动对外关系的重点。2005年12月，民进党公布了首份“对日关系论述”，明确提出台日关系发展的目标：一是要强化与日本的“准战略伙伴关系”对抗中国大陆；二是要改变1972年台日“断交”后官方交往受限的状况，提高双方交流的层级。此份文件，被视为台湾当局发展对日关系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政策性文件。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研究综述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又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他指出,以关系为基础的语言状态是靠两种关系维持的,这两种关系一是句段关系,即组合关系;二是联想关系,即聚合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互对立,构成了语言的支柱。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如此重要,至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在此将对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多视角研究进行综述,帮助人们了解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研究进展,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学术研究。     

小句关系理论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小句关系是指小句间的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小句关系理论用分析小句关系的方法揭示和解释小句组成更大意义单位的规律。本文以小句关系理论为视角,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结合小句关系理论进行句子写作和段落写作的教学,以寻求解决大学生英语写作中存在问题的办法。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经济关系依托

社会经济关系分为两种：与“市场”相联系的是产权关系，与“科层”相联系的是职权关系。国有企业本来是依托于职权关系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们重视产权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关系依托上，认识遇到了难题。本文论证：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并不是消除职权关系。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经济关系所依托的，是经过理顺的产权关系和经过理顺的职权关系，以及两者正确地结合所构成的经济关系统一体     

汉语结构同义和结构多义的类型及语用分析 ——兼议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关系

以“小三角”为视角，以现代汉语“动核结构”和“非动核结构”为对象，分析了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存在的“错综”关系，及其中存在的“同形同构异义”、“同形异构同义”等结构同义、结构多义关系，认为这些结构同义关系和多义关系的语值不同，并指出结构同义的区别、结构多义的化解都受到“句管控”。     

说“碧”谈“青”

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句：“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很少有注家解释。近有一书释道：“蜀地江山景色虽美，然玄宗倩伤无心观赏”，比较滑稽。其实这两句的关系，前是兴句，后是应句。问题是兴句中的“碧水”、“青山”，是纯粹写景，还是传达一种主观的悲情？如是前者，那么这“碧”和“青”，当如“春水净如僧眼碧，远山浓似佛头青”（林通《西湖》）和“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刘禹锡《陋室铭》）中的颜色字，均表达景物的美感。如是后者，那么在这“碧”“青”颜色的后面，尚积淀着一种传达离别情伤、寂寞凄苦的特定的文…     

文言多句联句尾字的平仄——兼评余德泉先生的“马蹄韵”

关于文言多句联句尾字的平仄关系,余德泉先生在《对联通》里提出了一种叫做“马蹄韵”的规则,但是统计结果显示,“马蹄韵”与前人的创作实际有较大的出入。对平仄类型与联语层次二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是对联的句意层次决定着多句联句尾字的平仄关系;而且无论平仄关系有多少种“变式”,末尾两句的句尾字不能同平仄。     

关于《谈〈涉江〉中一个诗句的位置》的答复

XX同志寄来《谈〈涉江〉中一个诗句的位置》一文，读后，深感你读书之细致认真，勤于思考问题。你以为“被明月兮佩空欲”句，从结构匕石，前不与上旬配及Jr，后不与下旬成双，当是后人传承时弄错了位置；如果移此句子后，构成“驾青虬兮驻白馆，被明月佩宝硝兮，吾与重华演于片之困”’，以与下边的“登昆仑兮食五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相连接，可方为两个三句一组的一节，这样，形式上波整齐对称，矩正得多。并认为，就内容来看，“波阳产”句移至“写青虬”句后，上写出行凭借的工具，厂写出行时的穿戴，然后写他邀济的地…     

现代汉语标志型被动句的句法分析

在现代汉语标志型被动句中,名词性成分（NP）可作主语,也可作标志词“叫”、“被”、“让”、“受”、“遭受”等的宾语以及谓语动词的宾语。介词标志型被动句中的动词性成分前后一般都有附加成分,它有五种基本句型。动词标志型被动句则有两种基本句型。被动句和主动句之间存在一定的变换关系。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属性与建设逻辑

从结构属性出发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是新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结构属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解析为三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横向关系，第二重关系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纵向关系，第三重关系是上述两重关系所形成的嵌套关系。对一、二重关系来讲，它们各自推动建设的愿景逻辑、使命逻辑和实践逻辑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对第三重关系来讲，价值伦理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共同性和共生性形成，这继而又决定了第一、二重关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由此进一步形成中华民族三重嵌套关系。而作为人口占多数的汉族及其文化在塑造这三重嵌套关系中起着独特作用。     

“合一”乎？“相分”乎？——世纪之交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为人的，由人自觉处灰地展开、处理和驾驭的、开放的、全面的复杂的大关系。片面的、单纯的强调“天人合一”和“无人相分”均不能正确理解和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但人类在理解、展开处理和驾驭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时，应该注重“关系”，强调“综合”，并且要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要善于从总体上、从真善美相统一的尺度上，探索人与自然界关系和谐协调发展的途径。     

普通话中致使词的三个语法化阶段

致动式是普通话中最常见的分析型致使结构,致动式中标记致使关系的语法成分,我们称之为致使词或致使标记。普通话中共有六个常见的致使词“使”、“令”、“让”、“叫”、“给”和“要”。这六个致使词处于三个不同的语法化阶段,组成了一个语法化斜坡,其中“使”和“令”处于最高的语法化阶段,已经很少用作使令动词,而专门用作致使词,而且由致使词“令”组成的致使结构倾向固化,能产性降低,经常用在关系化小句中,已经具有词汇化倾向。“让”和“叫”处于语法化的中间阶段,二者做使令动词的频率要远高于致使词,而“给”和“要”使用频率最低,还没有充分语法化。     

“偷税”的词义辨析——兼比较税收“权力关系”与税收“债务关系”之优劣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我国有两种学说:“权力关系”和“债务关系”,本文不直接对这两种学说进行评论,而试图从对“偷税”的分析入手,比较这两种学说的优劣高低,并在这种对比中,通过对“偷税”进行不同学说场景下的分析来更加透彻的理解偷税的本质。     

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中同义关系的确定方法问题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要有一套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确定同义关系的方法。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替换法”、“义素分析法”、“同形结合法”等，都不适应于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研究。而以“系联法”为主，以“参照法”为辅，二者结合以确认同义关系的方法，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并以《论衡》“征兆”类同义词做了证明。     

台湾新政商关系透视

台湾首次政权轮替后，民进党上台执政，岛内政商关系重新洗牌。陈水 扁当局在传统产业以筹组或拉抬新的工商联络组织，稀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三大工商团体”；在高科技产业积极运作成立各种“智库”，拉近科技界与扁当局的关系，编织自己的人脉。扁当局在新政商关系的构建中出现了社会公共资源的酬庸等令岛内民众担忧的趋势，有关政商关系的制度面的缺失与空隙加深了台湾政商关系的恶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