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诗》二“南”释义新探

《诗·国风》中周、召二南的含义,说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指“南”为“南国”。如宋朱熹《诗集传·周南序传》下即谓:文王“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后成王继位,周公居摄,“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取法后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故“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但此江沱汝汉一带,周初本属荆蛮之地,后即为楚之封域。《史记·楚世家》虽记有楚人先君鬻熊曾“子事文王”,故     

从《诗经·閟宫》看鲁国前期历史

<正> 《閟宫》为《诗经·鲁颂》里的一篇,凡八章、一百二十句,为《诗经》中的最长篇。它是鲁大夫公子奚斯在鲁僖公即位后的齐鲁结盟时期写成。诗中不仅追叙周始祖姜嫄、后稷到太王、文王、武王时期周王朝的起源与兴盛过程,而且叙述鲁国受封的由来、鲁僖公时的祭祀盛况、以及僖公恢复疆土等功业。从太王“居岐之阳”、伯禽“俾侯于鲁”、“俾侯     

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拟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试图对西周孝道的形成、衍进、内容和特点,以及孝道观念的表现作一初步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当始于文王时代。“孝”字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首见于对文王德行的颂扬。《文王有声》云:     

嫦娥·癞蛤蟆·天鹅及其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探源

《诗·邶风·新台》的最后一节: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诗序》指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故当代学者推断这诗“盖出民间歌手。”有的研究者解说此诗,即言“这首歌讽刺(卫)宣公,把     

《文心雕龙·史传》引用《诗经》考论

《文心雕龙·史传》四处引用《诗经》,涉及《大雅·文王》、《大雅·荡》、《小雅·天保》三个篇目,可分为以别称代《诗》以称述、直接引用和化用《诗经》成辞两种类型。这既是刘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论思想的具体实践,又是刘勰创作观念与创作实践双向互动的经典范例。     

文王作《周易》卦序之探索

通行本《周易》的卦序乃文王所作 ,所谓文王“重卦”和作卦辞为不实之辞。卦序是文王的发明创造 ,而非集体创作。     

九方皋:戎狄之伯乐

《列子·说符》伯乐所荐,不辨牝牡骊黄而善识千里马者曰九方皋,近人徐悲鸿有《九方皋相马》图之栩栩如生。案:此我国北方少数族擅长骑射之戎狄集团之“伯乐”也。盖秦近我地,缪公得聘而问焉。《吕氏春秋·观表》《淮南子·道应》作九方堙。《庄子·徐无鬼》亦有之,但谓善相人。九方为复姓,《通志·氏族略》收于“以地为氏”项。盖九方地名,即鬼方也。《礼·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九国即鬼     

《秦风·无衣》管窥

古今对《秦风·无衣》有种种说法,其分岐集中表现在对“王”字的考证解释上。《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毛诗正义》根据《左传》列举了秦康公的好战实例,认为“王”指秦康公;就诗而论,属于慷慨从军之诗,没有刺好战之意。试看原诗: 岂曰无衣,岂曰无衣,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王于兴师,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 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     

文王之死献疑

周王业奠基者文王,在周人的传说中,既是使周邦“维新”的圣王,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寿星.《礼记·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而终”,孟子也曾道:“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逸周书》中还载有文王的临终遗嘱(《文传解》)。文王是否在高年“寿终正寝”,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怀疑过.然而这对于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关系颇大,有必要提出来加以探讨.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从邰的地望说起

在周族人的早期历史上,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诗·大雅·生民》曰: 即有邰家室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孔颖达疏:“言国后稷于邰,犹《文王》笺云‘国于周’。后稷以前未有国,于此始封也。”《史记·周本记》:“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     

释《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初周人地理观念探索

“三分天下有其二”一语最早见于《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吕氏春秋·古乐》高诱注云:“《论语》曰:文王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传》襄公四年云:“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诗经·四牡》《毛诗》曰:“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从这些记述可知,《论语》的这句话是说在殷周之际,文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三分天     

太王“翦商”及先周有关史事探析

太王“翦商”一事,对理解先周发展史至关重要。其事见于《诗经·鲁颂·閟宫》二章:“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按照《閟宫》的描述,似乎周人的灭商大业是由太王发轫,历王季、文王、武王数代一气呵成的。然而笔者通过对先周发展史有关资料的考核,却发现历史真象与此相去甚远。又通过对周代鲁国历史的有关分析,进一步发现《閟宫》云太王“实始翦商”亦事出有因。历     

《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

<正> 每一文学作品,如想正确地理解,首先要正确地判定它的时代背景。《诗》三百篇,总的写作时代较易断定。如就每一篇来说则比较难。如《十月之交》,从汉代到今天就有作于厉王与幽王二说的长期争论。本篇想对比诗的写作时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汉初毛公作传,主幽王说;汉末郑玄作笺,主厉王说。陆氏《经典释文》有这样的话:“从此(按指《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厉王之变小雅,汉兴之初,师移其篇次,毛为诂训,因改其第焉。”郑说此诗为厉王时诗,汉初经师认为幽王时诗,因改移其篇第。这样就发生以下问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鬻熊为文王之师”解

《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复又述楚成王熊通之语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同一鬻熊,在史迁笔下,一为周文王师,一为文王麾下奔走给事的臣僚,似乎很不协调。不少人因此对于史载有关鬻熊的传说置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尤其对于鬻熊为文王师的说法,更直斥其非。崔述《丰镐考信录》便云:“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