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与“他者”研究从勒维纳斯到德里达、斯皮瓦克

“他者”研究的深入给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促动与启迪,几个重要的理论家是勒维纳斯、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勒维纳斯认为“我”不应同化“他者”,必须尊重“他者”,必须无条件地为“他者”服务;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过于理想主义,德氏既强调“他者”异于“我”,真正的翻译要保留和尊重“他者”文本中体现的差异,又指出“我”要避免因太好客而成为“他者”的人质;斯皮瓦克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他者”并非整体、同一的概念,“他者”各有特性,而且明确倡导“直译”的方法,为实践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     

浅谈王夫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很多,共有一百余种,在学术上成就很大,尤精于经学、史学,主要贡献是哲学。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柳宗元、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高峰。他是我国古代哲学家中把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代表。他对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理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他批判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和陆王主观难心主义的“心一元论”,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宇宙观。他也批判了佛家“刹那生灭”、“生死轮回”的“寂灭说”和道家“方生方死”、“有生于无”的“虚无说”,提出了“气无生灭”的“元气不灭说”,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他的认识论也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高水平。     

有关“差不多先生”的联想

“差不多先生”,1942年诞生在胡适笔下(见《差不多先生传》)。他是懒人的代表,办事粗枝大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思想却很不细密”,办事很“不认真”。让他买红糖,他买成了白糖;让他记账,“十”字写成了“千”字;要他请“人医”王医生,他却请来了“牛医”汪医生……在他看来,“红糖”与“白糖”,“十”字与“千”字,“人医王医生”与“牛医汪医生”,都是差不多的,无碍大局。“差不多先生”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他却子孙满堂。今天仍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差不多先生”。北京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差不多先生”。他给一位患了…     

少年王刚的一封信

他把同学推下过湖里,是个“坏孩子”；他给毛主席写过信,变成了好孩子；他陪妹妹考试,他成了演员；他和张国立、张铁林并称为“铁三角”,成功地扮演了“和珅”；在最近中央一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玉碎》里,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了回“好人”。这就是王刚——从“坏孩子”到“赵如圭”的成长历程。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多做好事、帮助别人’是他的人生信条;“我以我心济贫困,我愿终生学雷锋”是他的座右铭;他先后救助了30多名贫困学生、16个残疾儿童、7位贫困母亲,捐钱捐物数不清;遇见落难者,他腾出房间,一住就是3年;看到孩子失学,他东奔西跑,联系学校;他先后开通了爱心热线电话,创办了“雷锋网站”;他的家几乎成厂“残疾人救助站”“困难人收容站”“扶困济贫服务站”。他就是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黄楝树社区居民,现年51岁的彭振天。     

列维纳斯论爱欲、无限与他者

自现象学练习开始,列维纳斯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出自我,走出“我思”.在他看来,在自我内部虽可窥见他人,但这并非彻底的“异质性”他人.通过对艺术“异域感”的描述,列维纳斯发现了走向“他者”的可能.他从“异质性”中看到了“他人”,也看到了未来和自由.对列维纳斯来说,爱是朝向他者、朝向邻人的普泛化“爱欲”,它保护他人、保护相异性,“爱”和“欲望”暗示了超越自我和走向他者的可能性.追根溯源,从“直觉”(感觉)出发,列维纳斯发现“异质性”,并最终释放了无限的、绝对的他者.列维纳斯认为,只有“他者”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未来;他从形而上学中呼唤伦理关系,呼唤无限他者的无限性,呼唤与他人的非暴力关系.     

未见收获的耕耘——瞿秋白与三十年代初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30年代 ,在瞿秋白积极倡议下 ,形成了大众文艺问题的又一个讨论热潮。瞿秋白热心倡导大众文艺运动 ,与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的认识与要求分不开。他的文艺大众化主张 ,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生活大众化”的必要性 ,提出了革命大众文艺内容和题材的新要求。关于形式问题 ,他特别看重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让群众“看得懂”、“听得懂”。为推广大众文艺 ,他设计了开展“俗话文学运动”、“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讯运动”等方案 ,并在苏区进行了实践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神”与“意”——苏轼艺论探讨录之一

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苏轼可以说是一位罕见的全能艺术家。他几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艺术领域内都表现了杰出的才华;以散文、诗词、书法而论,则称得上雄踞于光辉顶峰之上的人物之一。在艺术理论方面,他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笔者拟从他大量论诗谈艺的言论中,抽绎出“神”与“意”、“形”与“理”、“清”与“新”、“道”与“艺”等概念,细加考察和剖析,看看苏轼比他的前人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本文从“神”与“意”谈起。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在春风中扬起“理解”的风帆

那个前任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居然在考试过程中偷看报纸。我强忍着怒火静静地将他的报纸收了上来。下课后,我让他到办公室“做客”。“为什么在考试时间看报纸?”我和颜悦色地问。“因为报纸上的内容太精彩了。”“报纸再精彩也要留到课后看啊!”“我想快点把报纸看完。”“为什么?”“因为这份报纸是向刘小宁借的,他说放学后要还给他。”“你为什么不向别的同学借?”“其他同学都不爱跟我玩,不借我。”“当初在订报的时候为什么不订一份?”“我……我……因为我家穷,我买不起。”他呶呶嗫嗫地说。过后,我到了他家,看到了他家徒四壁又破陋不堪的房屋,听到了他唯一的亲人——父亲无奈的叹息,我顿时理解了,是贫困的家境和缺少的母爱形成了他自卑和冥顽不化的个性。又一期的《小学生周报》到了,在分发报纸时,我把自己留的报纸分给了他。当我念到他的名字时,他惊愕极了。我则向他投去了默许的微笑。过后,他来问我原因,我说:“以后, 你的报纸就包在老师身上了。”他的震憾溢于言表。我要送他的不仅是一份报纸,我更要送给他那残缺的关爱和呵护。渐渐地,他有了同龄人该有的笑容, 他的“侠骨”少了,他的“柔情”多了,他变得热爱学习了。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 ,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 ,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 ,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 ,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汪国真诗之得失论

近一两年,在“琼瑶热”、“三毛热”、“席慕蓉热”相继热过之后,这里又出现了一股“汪国真热”。不少青少年兴致盎然地传抄他的小诗,争相购阅他的诗集。汪国真作为一个出人出己意料之外的名噪一时的诗人,获得了一个广大的热烈欢迎着他的以少男少女为主体的读者群。 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个刚刚露头、正在成长的青年诗人。他带着勃勃生气,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读者群与批评界出现不同的甚至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反映也就不足为怪。 ——汪国真的诗“引入共鸣”、“与年轻的心灵接近”,解答了我们的“困惑”、“烦扰”,反射了我们的“身影”,“汪国真的人生态度”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态度……     

阎锡山轶事

四十一 统治山西几十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的。他编造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如割草”、“共产党来了贫富都难逃”。因而,他“联蒋剿共”,并要“联日反共”。可是,在红军东征抗日不久,他转为“联共抗日”了。这里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萨特的人学观

萨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值得重视,但把“人”归结为孤立的个人存在和主观意识,则使他滑向唯心主义。他从“人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体验”对人作了分析,说明人是虚无的存在,“恶心”是人生的体验和证明,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他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鲁迅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鲁迅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中起到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借鉴西方近现代进步的美术思想,开放包容,为我所用。他积极参与美术革命,强调进步的美术家要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创造精神,要“为社会而艺术”。他大力提倡、扶持新兴木刻、连环画和漫画创作,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美术转型期的代表性画种。他主张改造传统,适应时代。他批评写意山水“竞尚高简,变成空虚”,提倡汉唐气魄。他搜集、辑印汉画像石拓片和中国传统木刻,主张在木刻、连环画和漫画创作中多采用传统手法。他从对陶元庆、司徒乔和中外现代版画的深刻评论中,提出了“新的形”、“新的色”、时代性、“民族性”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崇尚“倔强的魂灵”、崇尚“战斗”精神和力之美,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沈从文作品的“生命美”探析

沈从文通过对文学、人生、生活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思索,提出了“美在生命”的命题,指出了“生命美”逐层递进的三层含义,即原始自在的“生命美”,努力自为的“生命美”和“极致”形式的“生命美”——“神、爱、美”三位一体的“生命美”。他以自己在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领域的丰富创作,从正反两方面表达出他对充满“神性”的“生命美”的热切希冀和无限憧憬,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并以文学启蒙的鲜明特色书写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史海钩沉中的若干启示

“阿斗”似乎成了“愚钝”、“笨蛋”的代名词。其实，三国时代那位扶不起的刘后主阿斗并非天资愚钝，在他幼童时期，诸葛亮曾对他进行过智力测验，并夸奖他智力非一般。可他后来的表现为什么显得如此“愚钝”、“笨蛋”呢？     

壮志未酬的悲歌——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乃一世英雄,由于自身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蜀汉政权的悲剧结局。他所追寻的“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的,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使他看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最终丧失了他“人和”的优势,足为后世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