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成书时间研究

影响《文选》成书时间研究的要素是 :《文选》所录作品的下限以天监末年为断 ;《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编纂及编纂完成后的心情轻松闲适 ;《文选》为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透露出普通三年 (5 2 2 )萧统尚无编纂《文选》之念 ;普通七年 (5 2 6 )丁贵嫔下世与不久发生的腊鹅事件对此后数年萧统心绪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故《文选》成书时间当在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之间     

刘孝绰与《文选》研究

刘孝绰是现代选学讨论较多的《文选》编者及编撰年代问题围绕的关键人物之一。通过对《文镜秘府论》、《中兴书目》和《颜氏家训》有关材料的分析研究 ,可以发现《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而刘孝绰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选》 ,大体就是中大通元年左右虽经刘孝绰手但仍未竟全功的模样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文选》编纂实况研究

《文选》编纂实况研究（日本）清水凯夫周文海译《文选》是昭明太子编纂的诗文集，这一点向来无人怀疑。因此，历来的研究者仅对收录作品内容作分析，并归纳出选录基准。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陶渊明集序》等昭明太子著述中，抽出文质兼...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任昉年谱

任昉年谱罗国威任是南朝梁代的重要作家，在当世即有“沈诗任笔”之称，为世所重。《文选》载任诗文十九首，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对《文选》作家的研究，是《文选》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庚子（公元４６０年），一岁。...     

二十世纪的欧美“文选学”研究

二十世纪的欧美“文选学”研究［美国］康达维虽然《文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汉学界却未受到重视。例如第一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中，作者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Ｇｉ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３４）仅仅以两句话将《文选》带过。...     

骆鸿凯《文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骆鸿凯的《文选学》为２０世纪现代“选”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现代“选”学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模式,有别于传统“选”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模式。骆氏其作,正是２０世纪以文学研究为模式研究“选”学的佼佼者。骆氏此作对２０世纪现代“选”学的贡献有五：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的介绍,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中国历史文选》:一本教材和一门课程的传承

中国大陆高校历史系的教师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大多依托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与这一教材密切相关的还有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同名课程,教材编纂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故事里还套着一组课程讲授的情节。本文尝试在前一篇《经典创造与学术传统》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以更生动有趣、更感人的口述回忆,特别是利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同时结合自己亲身经历,阐述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以周先生引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团队,在亦教亦编的过程中,如何完成《中国历史文选》这一教材的编纂和修订,以及通过“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经典课程的教学,展现教材编纂和教学实践互动的关系图谱,引导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经典课程的教学以及教材的编纂,已成为体现复旦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这一学术传统的经典案例。     

《文选》在扬州

南朝梁萧统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编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来有许多人为这部书作注释,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也简称“选学”。它的发展,从隋代开始,一直是以扬州为研究中心的。《文选》     

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

宋代“选学”专著不多，但《文选》在宋世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其对宋代总集的影响可见其流布盛况之一般。由宋人总集编纂的技术层面及目的均可看到《文选》的影响。而宋人总集在传播中借助《文选》影响的晕轮效应，同样值得关注。由之也可见《文选》对宋代总集编纂的影响既随着其传播的兴衰变化而变化的。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西晋刘弘行年谱略

刘弘，《晋书》本传戴：“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而《三国志·刘馥传》曰：“刘弘，熙之弟也．”其注引《晋阳秋》云刘弘字叔和．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弘生，本传云“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而《武帝纪》则说，太熙元年夏四月己西，“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依年号推算，当为魏明帝青龙四年武帝生，故知弘生于公元236年．然中华书局香港所刊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练表》主弘生于蜀汉后主延熙元年（238），不知何据，姑备此说，秦始初（265年后），弘以旧恩起家太子…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清代传统《选》学不仅在《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传统《选》学中已蕴涵着现代《选》学的萌芽———整体观与现代《选》学的某些专题的出现。如汪师韩的《选》学整体研究 ,阮元的《文选序》研究 ,朱彝尊的《文选》成书过程研究 ,清代孙梅的《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 ,张云王敖《选学胶言》、钱泰吉《曝书杂记》李善注“注例”研究等 ,现代《选》学的诞生实为“旧学新知”与“西学东渐”互相影响的逻辑归宿     

左思《三都赋》新探

探讨《三都赋》的真实内涵及其价值，赋作成于何时，实为问题的关键。本文即从这一问题出发．结合左思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实际，探究此赋的现实意义及其与大赋传统的关系。左思赋成《三都》的时间，其说不一，直到今天仍为左思研究中的一大疑难。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傅漩球认为赋成于太康元年（28O年）之前；‘’‘牟世金、徐传武认为完成于“295年左右”；”’陆侃如则系之于左思的晚年。’“且每一说法，各有其立论的依据。《文选·三都赋序》注有云：“三邮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