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中官报》看清末陕西的近代化

《秦中官报》是创办于陕西早期的一种综合性官办报刊,主要刊载清政府重要谕旨、陕西省内社会新闻、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及文化信息.主要从《秦中官报》中的“秦事汇编”一栏着手,从教育、水利、工农业等方面来分析清末陕西的早期近代化.《秦中官报》为我们研究20世纪初转型期的陕西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论黄遵宪《日本国志》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影响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法律近代化的客观介绍,为处于改革关口的清末政府进行法律改革提供了现成经验。《日本国志》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决策发挥了导向的作用。《日本国志》为清末法制改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日本国志》对清末修律内容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西方记者眼中的清末北京“新政”——以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20世纪初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对于清末北京"新政"的报道,展示北京在"新政"时期社会层面的变革,以及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等诸多方面实施改革后的外在体现,这对于今人理解北京"新政"改革史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红楼梦》研究之“忏悔”说

《红楼梦》研究中＂忏悔＂说为人熟知,此说产生于清代,20世纪前半叶一度流行,目前,仍有信奉者。＂忏悔＂说宣扬《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忏悔录,它的前提是承认《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传,此说的立论、依据、论证存在显而易见的错误。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

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后汉书》研究史概述

刘宋至北宋之前,是《后汉书》接受传播的第一座高峰;北宋至明代之前。《后汉书》的影响传播有所下降;明清时期,是《后汉书》研究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黄金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汉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阶段。     

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万恭著述及其价值

万恭是明代中后期的江西籍官员,生前著述丰富.其中文集,即《洞阳子集》,收藏于日本、英国、中国的各大图书馆;奏议,即《京营奏议》《漕河奏议》《三关奏议》三种,今皆佚,然有关三关和漕河的数篇奏议被《明经世文编》等文献所辑录;此外,雍正《江西通志》《江西诗徵》等文献辑录有万恭的地方志、诗文、书信等.这些著述对于历史研究与文献考订有着重要的价值.     

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是一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诗歌的整理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对其文的整理研究,却冷清了许多。这与其唐代文章大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刘学锴、余恕诚二君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在辑录前人考订补笺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考订、补正的新成果,将李商隐所存之文合为一编,重新整理、编次,在最基本的文献层面为李文研究廓清榛莽,且多有新见,其有功于李商隐研究乃至于整个唐代文史研究者实在多多。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挟洋自重”和“借光自照”——1999年英文版《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的启示

1924年泰戈尔访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1999年,德里大学“泰戈尔教授”西斯·古马尔·达斯（Sisir Kumar Das）受国际大学之托,整理出版《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Rabindranath Tagore：TALKS IN CHINA）一书,为读者提供了泰戈尔1924年在华讲演的详细记录。本文对此书加以文本细读,重新反思泰戈尔访华的意义,并认为这一历史事件透视出当时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复杂心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投射,以及当时中国思想界对待外来文化时的偏颇。     

鲁迅文学史思想综论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深刻而独特,以1927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天才主义为核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后期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文学史,注重对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探寻,敢于冲破儒家正统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贯穿强烈而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现代意识,重视作品的艺术审美研究。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这一切均对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理论与学科建设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初访数据,着重分析了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需求是导致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这种需求一方面表现在经济上,尤其是在住房上对父母的依赖;另一方面表现在需要父母分担家务和帮助照料小孩。所以,除了父母的养老需求,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选择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在现代化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虽然城市家庭有核心化的趋势,但由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大家庭在未来依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中国法院审判管理改革的结构性调整

行政化是中国法院审判管理的一贯脉络,科层化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在社会生活日益现代化的背景下,科层制的法院由于在审判管理上过于能动,与法官的个人追求形成了背反关系,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建议对法院系统进行结构调整：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垂直法院系统;将法官人事管理权和政务管理权交由国家法官委员会行使,将审判管理等行政事务交由全国法院行政管理局负责,建立法官主导的审判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促进法院与法官间协作关系的发展。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墨学中衰内因探微

墨学中衰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趣事,也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一个敏感话题。个中原委,争议颇大。本文认为只有从墨学自身角度出发,寻找内部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触及墨学的生命本质。归纳为两点:首先是墨学的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着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陷,比如缺少革新素养,审美观过于质朴,缺少鼓舞人的动力等等;其次是墨家学派组织结构上存在问题,比如墨学团体宗教、军事、政治、学术四位一体的性质,缺少才识兼备的后继传承者等等。     

简论福泽谕吉道德观的思想特质——以福泽谕吉的前期思想为中心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他在强调掌握科学规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主张人类的道德世界有其独特性，解决道德问题不能依靠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功利主义等学说。人只有在遵从“自发”的规定、超越一切“他律”性规矩时，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可能不必刻意地去做符合道德的事情而自然采取正确的言行、不必介意道德为何物而自然成为道德性存在。     

五四文学传统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型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绕不开和说不尽的一个传统和话题。文章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入手,通过对五四文学与30年代文学的阐释和评价,探究其背后所隐含的不同言说目的、方式和观照视角,由此来透视言说者和评价者基于不同历史阶段所持的不同的文学思路。五四文学秉持的是一种人文学科的思路,而30年代文学信守的则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思路,而对于两个时代的不同阐释和评价以及其间的种种复杂纠葛,在此都可找到准确、合理的解释。另外,通过30年代与＂五四＂所持文学思路的差异,还可以反观五四文学传统以及把握30年代文学的转型,总结五四文学传统和30年代文学传统的经验和教训。     

China＇s Household Tradition and Its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Reference to Traditional Russian and Indian Village Communities

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