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与明末政局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福建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万历、天启年间，他两次入阁为首辅，长期主政，维持明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对叶向高在明末政局中作用的考察，无疑是研究明本历史的重要部分，不应忽视。一、叶向高与皇帝1、以首辅维持政局。叶向高中进士后，授庶吉士，进编修，历官南京国子司业、南京利部右侍郎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政府中枢。次年，因其他大学士或卒或辞，叶向高遂成独相，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始得致仕。天启元年（1621年）至四年（1624年，叶向高复入…     

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按:是年为明万历帝朱翊钧死的一年,万历帝死于这年七月,他的儿子光宗朱常洛即位,九月改元泰昌,不到一个月即行死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这是明朝的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混乱,政治极端腐朽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万历帝溺爱郑贵妃所生的幼子福王朱常洵,要废光宗朱常洛,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梃击”“移宫”和“红丸”三大案的宫廷政变。当时把持朝政的,有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所组成的阉党,又有以赵南星、左光斗等为首的东林党,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争夺政权,弄得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因之     

谢三秀和他的诗

一、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才子谢三秀,字君采、玄瑞。关于他的身世和生平,清康熙年间所修《贵州通志》及道光二十六年所修《贵阳府志》有记载,但都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只能肯定他生于一五五〇年后,至少活到了一六二四年。他的一生横跨了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而生命的大半岁月和主要的创作活动,都是在万历朝度过的,晚年不知所终。谢三秀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生活属于破落地主阶级子弟的范围,故居在今贵阳市南明河边甲秀楼一带,遗址已不可考。     

徐增生平考述

徐增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的诗人,同时也是有名的编选家、批评家。他一生经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六朝,与当时文人交游非常广泛。徐增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年不得而知。经考证,他一生经历了早慧的青少年时代、多病坎凛的壮年、漂泊凄清的中年和著述向佛的晚年。对徐增生平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徐增其人,进而能够深入理解其作品。     

侯方域和他的《李姬传》

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他与清初的散文家魏禧、汪琬齐名,号称“国初三家”。在这三家中,侯方域的成就更为突出。 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异常复杂、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跟侯方域的思想、经历和创作关系更为密切。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授御史,天启初年擢太常卿。魏忠贤窃政,有人指执蒲为东林倔强老者,致仕归。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万历进士,曾任御史、兵部侍郎。温体仁当政,图谋起用魏忠贤旧党,侯恂受到温体仁的排斥,下狱论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时,明朝政府因他对大将左良玉有恩,用为督师。不久,朝议中变,又下狱。李自成破京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何孝荣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     

徐光启的军事活动

徐光启不仅是我国明代的科学巨人,而且是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活动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四十七年九月,上疏言“正兵”。二、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通州、昌平练兵;三、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四年十一月,守城制器。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自以为博学多才，满腹文章，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皇上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有耳闻。     

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明、清之际,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思想家,他们总结和批判了明代的政事和学术,继承着晚明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的代表。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熹宗天启时被宦官惨杀的东林党人。这一不幸事件促使黄宗羲在青年时期便参加了反抗“奄宦”(宦官)的斗争。后来清军南下,他在浙东组织“世忠营”进行抵抗,失败后继续进行过许多抗清活动。晚年从事学术研究。《明夷待访录》一书写成于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明朝政府的种种暴政的揭发,接触到封建君权、即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一些新颖的意见。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吴江派戏曲理论初探

一、沈璟戏曲理论的两个主要内容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是我国戏剧史、戏剧批评史上重要流派之一。这个在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颇有影响的戏剧流派,究竟包括哪些成员呢?最早为吴江派开列阵容者,大约当推王骥德了。他说:“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矱者二人,曰吾越郁兰生,曰檇李大荒逋客”,仅吕天成、卜世臣二人而已,他自己当然是不在其内的。吕天成所列名单略有不同,他认为叶宪祖、冯梦龙也是沈璟的追随者,评叶作传奇《双卿》时说:“景趣新逸,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高足”;评冯作传奇《双雄》说:“……恪守词隐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王骥德、吕天成是最早指出存在一个以沈璟为首的戏剧流派的人。明末沈自晋为吴江派大张声势,所作《望湖亭》〔临江仙〕中,列入沈璟“赤帜”之下者有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范文若、袁     

明清之际文学的崇实潮流

时代实录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巨变。志士仁人蒿目时艰，十分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广大民众的疾苦。作家们与时代脉博息息相通，及时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和热点新闻。天启七年（1627），熹宗驾崩，魏忠贤事败，人心大快。崇祯年间即有好事者敷衍魏忠贤事，编成传奇数种。张岱再加改编，名《冰山记》，搬演于绍兴城隍庙。以同类题材结撰的小说，还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警世阴阳梦》，《闲评》多种。《铸机闲评》以魏忠贤一生经历为线索，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与凶残，歌颂了东林党人的高风亮节，还述及白莲教起义和苏州民变。此作如一幅明…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     

《明史·职官志一》“三公三孤”条考辨(五)

继申时行还有叶向高、顾秉谦.叶向高于万历四十一年加少保,天启三年加少傅,天启三年十二月,"壬子,大学士叶向高一品六年考满,吏部具奏.上谓叶向高已经三考,历事三朝,从来阁臣所无,加上柱国太傅,荫一子为尚宝司司丞".天启四年春正月己未,"叶向高辞新命".天启七年八月戊戌,"旧辅叶向高、顾秉谦各加太傅,还赏银五十两,彩(段)二表里,加赐坐蟒一袭."(《明熹宗实录》卷四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壬子"条;卷三八,天启四年"春正月己未"条(梁本);卷八七天启七年"八月戊戌"条,第2217、2228、4205页)此时叶向高已致仕在家,竟无从请辞.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更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遭廷杖远谪,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间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独认为邹元标之再立朝为士气沮,君臣道丧之表现,本文试从王夫之此论试析其＂士气＂观。     

《智囊》诸书与晚明崇智思潮

明代自万历以来,陆续出现了多部讲述历代智慧故事的书。书中材料主要取自正史,旁采稗乘、笔记和传说,作者据此节录改编,分门别类,并附序跋和评语。笔者统称之为“智书”。其代表作有《智品》、《益智编》,又有《经世奇谋》等。其中《智囊》最晚出（刊于天启六年,重刻于崇祯七年,更名《智囊补》）,而规模最大,评语最多,思想精深,堪称集智书之大成。此类专书在万历以前未曾得见,盖为晚明学者首创。晚明智书的陆续问世,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现露出一股活泼蔚盛的崇尚智慧的新思潮。     

"百粤行将遍,三春思转穷"--论潘季驯巡按广东的政绩

潘季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卓越的水利专家之一,他的政绩还涉及吏治、民生、赋役改革等多方面.他于明朝中期被委派到当时最复杂难治之地的广东任巡按御史.在任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大力整顿吏治,连续查办了潮阳县知县蔡明复、海丰县县丞朱杰、博罗县知县舒颛三人违法乱纪、贪黩殃民的三大案件,震撼了广东官场.而他巡按广东期间最大的贡献,影响也最深远的,是推行"均平里甲法",它是张居正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制度的前身.正是由于潘季驯在广东推行"均平里甲法"的成功,才有了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