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咸丰帝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夏东元、刘学照所撰《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述评洋务运动兴起原因和目的时,提到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日:“洋务运动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它“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一曰:“洋务运动是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发生”的,“封建主义衰败和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才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它“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

洋务派认为中国挨打的根源在于科技落后,救国的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科学救国”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和魂洋才”作为处理日西文化关系的总原则,二者极其相似,但其效果却大不一样。本文拟就两者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其中的奥秘。     

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

中国近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时间达三十年之久。洋务运动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次反侵略战争,就是对洋务运动“自强”目的的检验。其中,尤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关系至大,它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因此,从甲午战争来考察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应该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海国图志》与洋务运动

<正>鸦片战争时,魏源辑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理论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成为魏源理论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本文拟对《海国图志》的思想及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与黄逸峰、姜铎同志商榷

读了黄逸峰和姜铎同志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并求指正。一探讨洋务运动,首先要研究一下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运动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威胁着清朝反动统治的是什么?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一个问题后,才能对一系列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姜二位同志认为: “当时两国(指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这两个运动,也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同样包括着开     

曾国藩和近代科技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更使大清帝国岌岌可危。在这种“外扰内患,至今已极”的形势下,十九世纪六十年开始了打着“自强”“求富”旗帜,具有镇民和“御侮”两重目的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和洋务派地方首领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虽然曾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     

江西的近代化学堂

(一) 纵观近代,中国的近代学堂酝酿于鸦片战争之初,发轫于洋务运动之时,风行于戊戌维新之后,呈应时、顺势、梯进势态。然而严格地说,江西的近代学堂实际拖到本世纪初才迟迟问世,落后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至少有60年之久。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中国的近代学堂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得以酝酿的。当时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透过英军的“船坚炮利”,从深层看到了西方近代化学堂的优长,并得出了“制夷”尚须“师夷”的醒世之论。所以,他早在使粤之初就身体力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着意汲收适用的西学?并在广州亲自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翻译西方学识的团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对洋务改革集团四层面构造的透视

洋务运动是19世纪肋年代发生的由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倡导和主持的一场“求强”、“求富”的改革运动。不管其主持者们的主观愿望和终极目的如何,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首先,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机器生产的序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办“湖北枪炮厂”止,洋务派主持兴办了近20家机器军事工业。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些厂家的出现打破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秩序,而这种“投石击水”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后果更是深远的。其次,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如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到1894年之前,办有官督商办形式的民用企业共22家,从而造就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也在实际上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再次,钢铁、轮船、纺织、铁路、电讯等近代生产部门的出现,从性质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结构。英国的殖民剥削造成了印度平原的大片白骨,但另一方面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也在印度、“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用这一观点和方法看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变革。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洋务运动只是延缓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寿命,恰恰相反,先进的生产力被反常地拉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造出了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新的阶级力量,于是乎,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于是乎,清朝封建统治在20世纪初寿终正寝,走进历史的坟墓。从形式上来看,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我挽救,实质上它的出现却是当时历史发展趋势使然。鸦片战争后被打开大门的中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发展走势,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已经看到要“师彼(西方)之长,去我之短,今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今之机器、重学、算学、化学、电学,有心人诚当讲求……火轮车、电线之类,当设法第次添设。”加之,50年代以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满、汉集团在协调和争斗中产生了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实力派”。它为了“清内患”,对“外洋各种机器”,十分推崇。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国内阶级斗争激化和国际经济运行走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洋务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及参与者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其内部大致可以分为领导决策层、参谋鼓动层、组织经营层、科技人才层等四大层面,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侧面参与着、影响着洋务运动。本文拟对此作一透视分析,期求指正。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之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功有两个口号;一曰“自强”;一曰“求富”。在“自强”的口号下,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建了近代海军。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目前史学界正围绕着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一下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可能会有助于讨论的进一步开展。(一)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社会背景清朝原先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海军的兴建,是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引起的。     

再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样历史条件下,目标和内容基本一致的社会改革运动。如果我们将两个运动及其文化政策进行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洋务运动按其性质来讲,也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只是由于其反动的文化政策,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一> 关于两个运动的性质问题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均是发生在同样历史条件下的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运动。但是,仅仅由于结果不同,前者被说成是反动的,而后者则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人们对历时三十年的这场社会改革运动的真正历史价值很难认识清楚,对洋务派及其代表人物很难给予正确评价。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两个运动的性质问题重新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转换研究

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表明,西方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经历了由传统社会的“前喻式”,向当代社会的“后喻式”的转换。但由于中西社会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尽管与西方社会都同样呈现为“前喻式”传承,但仍然表现为中国人身依附型的“前喻式”传承与西方人身独立型的“前喻式”传承的区别;中国当代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则呈现为“互喻式”,而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后喻式”传承截然不同。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这一文化政策直接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运动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而人们又把它看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中心思想”。这恰好证明了洋务派文化政策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对中体西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应该首先认识其作为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报刊出版文化产业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开放”,如同其它社会变革一样,它必然伴随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而这离不开具体载体——新表达机制的生产,即文化产业的支撑.近代中国文化产业因洋务运动的需求而发生.最初以“舶来品”形态出现的近代文化产业也从洋务运动中寻求到合法政治身份及构建产业体系的支持力量,并最终依靠本土人才的成长实现了产业的本土化转向,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文化产业的本土化过程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图景自一开始便被置入“东、西方”的地理背景中,从而使之具有革新的性质,但却没有产生革命性效果,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