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贽的“童心说”看朱元璋的诗歌创作

李贽“童心说”的基本观点,与朱元璋一生诗歌创作的轨迹,简直若合一契。朱元璋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一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与“童心说”中所谓“童心”丧失过程的几个阶段恰恰正相吻合。完全可以这么说,朱元璋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就是对李贽“童心说”理论先期的具体实践。     

论刘长卿诗歌创作中的“夕阳”情结

刘长卿诗歌创作有一种很深的“夕阳”情结 ,其诗中仅“夕阳”、“落日”等意象就反复出现达10 0多例。“夕阳”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或象征唐帝国的衰微 ,或象征时光易逝、青春不再、年迈衰朽 ,或象征生命无多、死亡将至 ,或象征怀乡念人等等。这既与其亲历安史之乱、感受到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有关 ,也与诗人迭遭贬谪的坎坷经历有关 ,更与唐代诗风的变化密切相联。     

诗歌创作的“三重奏”

作者从多年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总结出诗歌创作的＂三重奏＂。一是诗与生活。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生活的土壤。诗人要扎根生活、热爱生活、关注生活,把自己与现实生活紧紧地融为一体,才能从中发现、提炼诗的元素。二是诗与人品。诗歌创作要遵循＂做文先做人＂的原则,在世俗面前,少一些浮躁与贪欲,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三是诗与悟性。诗歌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要勤于学习,善于思索,勇于发现。要有深邃的洞察力、感悟力和超凡的表现力。     

谈谈诗歌创作中“自我表现”

在诗歌创作中,如何摆正“我”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我”与群众、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反对把“自我表现”当作一种美学原则,这并不是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抒情诗中,可以有“我”在其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诗中可以有“我”,诗人可以用“我”的眼睛、“我”的感受来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不同的诗人常常把“我”摆在不同的位置。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

李奎报的“诗以意为主,意亦以气为主”的主气论,包容诸多内涵：或指创作主体之气即作家或诗人的气质、个性、才性;或指创作文本论即气在作品中指称的精神、力度、风格、美感等要素;或指创作过程论,即创作主体在创作思维中的“灵气”、“气机”、“灵感”,也就是“文之气脉”。从这些方面来关注它,无疑,李奎报主气论既是对中国诗歌理论的审美接受,又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课题。     

说说《讲话》中的“政治”

《讲话》中讲的"政治"有广狭两义、两种表现形态,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完全一致;作为"阶级和群众的需要""集中"表现的"政治"与其被"集中"对象之间,既具同一性,又各有质的规定性,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注意到这些,对我们准确、全面读解《讲话》所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说“说鳖”

提起“说鳖”，大凡徽州人都会会心一笑，不就是北京的“侃大山”,四川的“摆龙门阵”吗!     

说殷墟卜辞中的“王族”

甲骨文中的“王族”,不仅仅指时王所在的那个氏族,而且包含了多个与在位商王有或远或近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是同“多子族”一样的子姓商人族氏集合的称谓;可能属于商代“王族”族氏的有犬延族、戈族等;“王族”的成员既有贵族,也有普通的族众;既从事对外征伐,也从事农作     

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奇思”说

“奇思”是古代文学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传播效果.创新与自由,是奇思的主要审美特征.古人将奇思的获得方式概括为“触景发奇思”.从奇思的表现机制来看,出人意料的比喻可以展现奇思.奇思主要用于诗文批评,而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批评中较少使用.“奇思”范畴在古代文学批评与书画批评中存在互文性,但由于表现媒介不同,涵义又略有区别.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说与“不白说”

人民群众敢于讲话,是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话直说,口没遮挡,逐步感到一种宽松的气氛,心情也日益舒畅。人民群众对大至国家建设、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都能各抒己见,发表看法;小至对本单位的诸多麻烦都能直言不讳,不吐为快;心里话、牢骚话都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曝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1986年,初出茅庐的刘晓波向美学泰斗李泽厚挑战,在《中国》7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此文曾引起了两种毁誉不一的极端性评价。当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美学研究进行一种必要的总结,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时候,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便成为一种不容回避而又必须超越的课题,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因。本文力求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就李、刘之争的美学问题加以讨论。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友于之痛”与曹植的诗歌创作

<正> 在曹植的后期诗歌中,表现“友于之痛”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作品大多情真意切,悱恻动人,不乏名篇佳作,思想艺术都颇有特色,值得加以研讨。     

诗歌创作中的理性加入

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灵感的爆发令人惊喜亢奋、如醉如痴,表象的再现与改造则在人面前展现了瑰丽神奇、璀璨绚烂的景象。在这种形势下,以抽象思维为标志的理性活动似乎被挤到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西方提倡“纯诗”的唯美主义诗人,为了创造他们所追求的“纯粹完整的诗”,要求“把任何调节性的、抵触性的成份排斥出去,这些成份中最主要的是概念与思维。”我国前些时候有些论者则把感性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位,认为现代艺术不仅显现出感性与理性的对抗,而且直接把理性置于罪魁的地位。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     

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奇笔”说

"奇笔"是古代文学创作论中的重要范畴,蕴涵着古人对于文学表现手法的独特认知,基本含义是指出人意料的用笔。在不同的文体批评中,"奇笔"的含义略有差异。"奇笔"在文学批评与书画批评中存在互文性,二者都受到古代兵法影响。从使用时间上看,"奇笔"在唐代先用于绘画批评,在宋代偶用于文章批评,至明清时期才大量用于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之中,呈现出从书画批评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

同西方“灵感”说的神赐灵感观念相比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更注重结合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感受 ,来揭示创作灵感的突发而易逝的特点以及它对作家创作想象活动的催发作用。古人论创作灵感现象还进一步透过灵感现象的表现特征而揭示它的产生原因 ,“积之在平日”是灵感生成的必要前提 ,而“得之在俄顷”则是积蓄在胸的作家与客观外物心物交感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

本文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对唐诗、宋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就唐诗、宋诗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差异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发表了许多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诗学见解,既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宝库,又促使了诗歌批评的不断深入、完善。     

说《老子》中的“德”

文章运用大思维,即整体思维的方法,将《老子》中所说的德之内涵、特点、作用和地位,放在其原出的篇章中,作现代的诠释。文章的重点,在于揭示研究这个德的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其意义有三:一是可以加深对道的理解。德与道是密不可分的,德是道的功能的显现,是道的通与和的特点的具体表现。二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长期以来人们把《老子》道德化的错误倾向。通观《老子》中的德,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是直接讲人世间所说的道德的;因为它是道之德,道是超越一切的,它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三是有利于厘清德与道德的关系和正确评价道德存在的价值。我们把德与道德严格区别开来,并不意味着认为《老子》不讲道德,更不意味着否定道德存在的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老子》是讲道德的,世间所谓的道德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体认道之德的一个手段,一个环节,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它必须以体认道之德即生命的本体为前提,否则,它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