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明对安南黎、莫政权之间的平衡政策

明万历二十年,安南黎氏将莫氏赶出京城升龙,重新夺回政权。面对安南再次易主,明朝士大夫曾欲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即同时承认黎氏、莫氏为明朝的贡臣,但黎强莫弱,随着安南政局的变化,黎氏掌控了安南绝大部地区,而莫氏只能苟延于高平山区,最后,明朝只能接受现实,承认黎氏为安南的唯一合法政权。明朝为了利用莫氏来抑制黎氏,要求黎氏允许莫氏于高平地区自治。     

17～18世纪西洋传教士在安南的活动

明清时期安南属于天主教澳门教区,在16世纪,传教士一直未能在安南展开活动。日本发生教难后,澳门传教士利用安南的国内矛盾,顺利在安南开展传教活动。后因文化的差异,安南逐渐实施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使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很大的挫折。即便如此,传教士仍以其坚韧的毅力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其传教事业,并对安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

明嘉靖六年,安南王国大臣莫登庸篡夺王位,改元"明德".此事件严重冲击明、安关系,使宗主国明朝政府陷入邦交危机.明朝朝野对此事处理的意见严重分歧,"征讨"与"招抚"之争,反复多次,最终采用两广地方大臣的意见,在军事威逼下,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相当于二品的"都统使"官衔,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明、安关系,使安南在理论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     

论清初“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

历史上,每一新旧朝代的更替,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有以新朝为“天命人旧”而顶礼膜拜者,有为胜国尽忠殉难死节者;也有藏身于残山剩水之间,拒不合作,自称为“遗民”、“遗黎”者。明清鼎革,满洲贵族代明而为中原主,这更使那些“遗民”、“遗黎”其悲愤排击之情深于骨髓。然而,在明亡三十余年之后,这支遗民队伍便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多数人逐渐放弃了反清立场。     

李贽:晚明文化的裂变——评“童心说”与“适己论”

李贽通过“童心说”与“自适说”,使晚明士人由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转向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由重视群体价值向重视个体价值的转向。李贽对个体生命意志的执着追求,对“无所待”人生境界的憧憬,深深影响着晚明士子对存在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     

晚明小品新论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到晚明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散文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小品文称道于世.小品这种新兴的散文品种,在晚明时期崛起并繁荣,淡化了秦汉、唐宋以来散文“明道”、“载道”的传统功能,而大大加强并彰显了散文的审美内容,使其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散文,带来了散文观念和散文文体的大转变.对于这种新兴的散文如何认识,笔者想谈三点看法.     

“一往深情”:张岱散文情感底蕴论

张岱所标举的“一往深情”，是他在晚明文艺求真求变的思潮影响之下，由于自身素质及家世等因素所形成的趋近于魏晋名士的审美情怀。明朝灭亡和身世巨变使他的审美情怀真正接近了陶渊明，即在洞悉生命底蕴的基础上对人生的深情眷恋。其散文创作的落脚点是“一往深情”的审美体验，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一往深情”的情感底蕴，使张岱散文具有传统士文化与晚明市民文化融合的特色     

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

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张福贵刘中树本文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作者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晚明文学和五四文学在文化底蕴、...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     

明宣宗弊政及其对明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于慎行的文章理论

于慎行是晚明文坛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作家,其文章理论能够不为门户宗派的藩篱所囿,自成一家言,在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是一位曾受＂七子＂影响的过来人,与复古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因而得以入室操戈,对七子派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展开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目击晚明文坛流弊,主张正文体,而以宗经和务学为其疗治之方,已隐开明清之际汲古返经的文论主张的先绪。他论文以虚,标举＂神会＂,主张＂文以神化＂。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观

晚明思想在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着来自内外的冲撞从而裂变。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史论》堪称晚明思想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典范性著作。从佛学、西学、王学三个角度对《晚明思想史论》作一个简洁的梳理，即整个晚明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王学的演变史，对王学及其后学的研究构成了这部书的主体。     

古典戏曲理论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关于明末清初《西厢记》结局三类意见的思考

明末清初,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在明朝中叶开始的第五本是“续作说”的基础上,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从传统美学、社会人生的角度来看,可把这场讨论中提出《西厢记》的结局意见分为三个相互混融的类型。本文认为这三今类型属于当时戏曲“案头化”和戏曲理论由重品“曲”向重论“剧”倾向的范畴;其中包含的对团圆之趣的突破、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则反映了古典戏曲结局处理理论向近代演进的趋势,在深层上反映出中国叙事理论和创作由传奇向写实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