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先生的辞书观——读《字书编制法商榷》札记

黄侃先生生前没有编过辞书,但他对字典编写提出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在黄耀先师所整理的黄侃先生的遗著中时有所见。本文为读《字书编制法商榷》一文的扎记,偶尔也涉及此文以外的一些论述。一、在“学术闿明,文辞革进”的当代,字书的编制“诚不可缓”黄先生说:“自叔重《说文》以降,逮于清世字典、字书种类略已诠明。”我们国家历史悠久,辞书的编写也源远流长。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国古代小学十家共四十五篇。在《说文》之前,就有《史籀篇》、《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字书,但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构建王国维诗学体系的有益尝试——评《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

对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研究,近十余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之一。就能见到的这方面(包括他的文学美学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集、评传等,已不下数十种。他的代表性著作《人间词话》,更是一版再版。这种学术效应的出现,说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对现代学术界的影响之深远。确实,以《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蕴含了王国维的独树一帜的诗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籀庼读书录》续辑

余昔移录原玉海楼籀公手批群籍书眉校语而成《孙诒让读书札记汇辑》,后改题《籀庼读书录》,收入《籀庼遗著辑存》中。原辑所录,限于经部,而未及小学类诸书。今复辑所校他部各书《乙巳占》、《古逸丛书目》、《十驾斋养新录》、《邓析子》、《易林释文》、《訄书》等六种。以赓续前篇。籀公校书,今可见者尚多,移录理董,则俟他日。其校唐李淳风《乙巳占》、清黎庶昌《古逸丛书目》两书,皆未识年月,据彼校黎《目》“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条,谓江山刘氏近年亦有覆刻,则公校《古逸丛书目》,时当略后于刘氏     

略论欧阳修古籍整理研究中的“阙疑”法

阙疑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之一，王国维曾作过如下总结：“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独于小学则许叔重（许慎）一用之，苟勖辈再用之，杨南仲三用之。近时吴中丞（吴大微）又用之。今日小学家如罗叔言（罗振玉）参事考甲骨文字别撰《殷虚文字待问篇》一卷，亦用此法。”（《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872页）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很悠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出版的语言学史专著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著的《中国音韵学史》等。建国后,岑麒祥著有《语言学史概要》,王力著有《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文》杂志从195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语言学史话”的文章。国内各种文科学报上,也零星发表了一些评价我国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的文章。这些成果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进一步研究、讨论,都是有价值的。     

《魏书》及《北史》之《江式传》点校举疑

近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北史》之《江式传》,发现几处点校失误。现依次列出,以就教于方家。一、《魏书》第１９６１页末行：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点校本《北史》之《江式传》如此,１９５８年版严氏《全后魏文》卷四十...     

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王国维“戏曲形成于元代”说补正

中国戏曲究竟形成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戏曲史界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有的说形成於宋元,有的说形成於汉唐,有的说形成於先秦,甚至有的说形成於西周等等.其中以王国维提出的戏曲大成於元代的说法为最早,也最有影响.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多次肯定了这一结论.在<古剧之结构>一节中他指出:“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在<余论>一节中则总结道:“……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     

略论《太平天国地理志》的地名学成就

一最近读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丛书》之一——华强著《太平天国地理志》,受益良多,深感该书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补缺之功。昔司马迁作《史记》,有河渠书,班固撰《汉书》,有地理志。嗣后历朝正史,多具地理篇,其或缺载,后世学者往往为之补苴。     

论《吕氏春秋》养生观的学派归属问题

《吕氏春秋》的养生观念主要集中于《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四篇中,关于这四篇的学派划分,陈奇猷先生认为《本生》《重己》系阴阳学派养生之论,《贵生》《情欲》系子华子学派之语。实际上,这四篇皆为道家学派养生观之体现,但也并非完全出于一家之言,一则诸子学说本就有相通之处,不可简单化以某家学说来论之;二则《吕氏春秋》乃是政治形势"大一统"趋势下的产物,其学术特征也随之产生了融合百家的趋势,呈现出驳杂的面貌,也非某一家之言能尽其说。     

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急就篇》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本文结合这些出土材料,探讨使用古文献新证、古史新证和名物新证等方法对《急就篇》的研究,并提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王国维的《尚书》词汇研究

王国维对《尚书》作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本文专题论述王国维在《尚书》词汇方面作出的探索。文内从诸多方面,如王氏对于《尚书》基本词汇、《尚书》中古成语、联绵字、专门词语、术语等探究,较系统地阐论其成果。王国维在《尚书》词汇的研究上进行了一番卓越的开拓,他不仅注意从新辟的途径去研究,还注意用新的方法去考证。他纠正前人的错误甚多,自己新得者甚多,而辅之阙疑者也颇多。王氏的《尚书》词汇研究是他留下的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

王国维,初名国祯,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有。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三日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而死,享年五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对于学术、文化的诸多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人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著作六十余种,而填词与论词,则仅仅在其三十岁前后,花费二、三年功夫。据称,王国维乃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二十九岁至三十岁刊行《人间词》甲稿,三十一岁刊行《人间词》乙稿,共百余首。三十至三十二岁发表《人间词话》。此后,他就转而专治宋元明通俗文学了。王国维治词颇为自信。曾     

答同学问

承询拙作《王国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81页,新版同)称《颐和园词》为七言排律,是否有误?谨答于次:按:陈寅恪在《论再生缘》这篇著名论文中写道:“《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又说:“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最后称:“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作于壬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读《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正晚近以来,梁启超于政治、学术影响之大,贡献之夥,著述之众、流风之盛,时罕有其匹。故而梁启超及其政治、学术等诸多方面成为后此各时期的研究热点。然而,是不是梁启超的政治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价值已然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呢?当然不应该这样说。一方面,研究者视野、意识方面的遮蔽始终是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研究范式的转捩亦相当重要。就梁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而言,就必须重新认识。当然,作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后来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如何置喙,则关乎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积累的厚度。近读陆信礼博士的新著《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     

王国维与江苏两所“师范学堂”

1988年12月与次年4月,我曾先后赴南通、苏州两地,就王国维(1877—1927)于本世纪初,在我国最早的两所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校”与“江苏师范学堂”)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访问调查。一则追蹑先贤遗踪,以此增进对王国维这位学术大师、近代教育家生平之了解;二则也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史,试作一番小小的回顾。兹将访查所得,记述如下。一 1903年,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一年。这是张謇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罗先生(按,罗振玉)是岁有粤东之行,会通州师范学校欲聘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比较批评

本文对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红楼梦》的批评历史、批评文本、批评主体进行了比较和重估。认为在近现代文学批评革命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的第一篇革命宣言 ,在启蒙意义上 ,王国维较梁启超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