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颠覆,先是进行文学外围的政治批判,再转入对文学内部核心理论问题的讨伐,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存在,这样的清理很难走向深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推翻了"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终于走向了全面的瓦解。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瓦解的复杂性,对解读"文革"主流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策略化与20世纪中国文——以"文革"文学为出发点和中心

策略化,亦即将文学作为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心理角度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手段,是"文革"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学策略化的本质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具理性化.包括红色文学传统和所谓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忽视了对批评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出发的多种对"文革"文学的批判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着戏剧行为属性的自我表述行为,具有自身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要求.文学的策略化改变了这种规范和有效性要求,促使审美表达蜕变成为有目的的宣传.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论沈从文"乡下人"文学世界的独特牲

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它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乡下人"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与左翼文学不同,也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创的主流启蒙文学有别.根植于湘西乡土文化经验的沈从文,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乡下人"的文学世界,经验的本土性与乡土的原生性是其与前两者的区别."故事美"是这个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迷茫走向自觉——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教授访谈

"文革"后以来三十年文学历程,并不是一个从辉煌走向更辉煌的过程,但它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过程.三十年来,文学一步步从工具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不断冒犯传统的审美习惯和瓦解原有的文学观念,寻找文学的真正自由精神.于是,它所遭遇的指责与迷乱都是必然的宿命.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思无邪"文学观念辨析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 ,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 ,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 ,众说纷纭 ,有十余家之多。本文比照论述 ,参考出土文献 ,认为宋人邢持论平允 ,合乎孔子的语意     

文学理论话语的独立与自觉

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相遇·对话·创生--文学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人类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方式,不仅为西方学界所重视,也进入了20世纪中国学者的视野.本文回顾了文学人类学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早期尝试,分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文学人类学这一世界性潮流中的思考与实践,并以闻一多、叶舒宪为个案,分别对20世纪上下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在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上的有效结合进行阐述.新时期的文学人类学热潮对作家的创作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世界视野.人类学意识在理论、创作与批评中的多重显现,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开拓文学空间的深入努力,对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