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带有民族色彩,其中,赵树理和老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中的民族风格也最为突出。     

论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当代意义

对赵树理的研究，以往大多重其“体”，即注重其构成要素、内涵和特征的观照、梳理，本文侧重从赵树理及其创作的“用”，即功能、价值和影响等方面入手来透视其当代意义：对政治的热情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政治素质，真实反映民情、勇于为民请命的真诚和良知，严于律己、从自我做起的品格以及丰厚的人生阅历、广博的文化底蕴等，使赵树理的人格魅力身后流誉溢芳；对革命队伍内腐化变质的坏干部形象的关注、对人性之恶的高度警觉和对身陷迷途的农村青年的忧虑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对今天的受众仍有极大的警示、启迪；以人为文学的中心和目的、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和心灵情感的文学理念，对当代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失败的神祗--论赵树理后期的小说创作

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后,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示出对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他不仅对自己小说的读者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的小说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写作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     

情理相悖与现实主义的缺损——赵树理小说创作得失谈

赵树理的作品一直被当做现实主义的重大收获 ,但是由于作者本身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使他的某些作品在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上失真 ,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矛盾 ,尽管他尽力在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但最终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创作生命也由此结束。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点滴哲学思考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作家。他以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这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予以深情的关注,开创了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药蛋派”;他求真求实求是,使摹写与创造有机结合,就革命文艺怎样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作出可贵的探索;他先做人而后作文,以公正无私、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被农民朋友深深怀念。     

赵树理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学批评概念,它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等不同的形式。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言语层面,还是在小说情境与小说结构上,都具有反讽艺术的特点。在此以赵树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分析他小说里的反讽艺术,企图从这一的视角打开展示赵树理小说艺术魅力的另一个视窗。     

昭君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定型

在正史上只有寥寥数笔的昭君出塞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文脉,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现象,笔者称之为"昭君文学"。昭君出塞由一历史事件生发成文学母题再定型为文学经典,一是其叙事要素的演进与定型,二是其情感内涵的拓展与丰富。由此而见昭君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与更具本质性的文学史意义。     

论文学修养与提高人的素质

文学修养与人的素质息息相关 ,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学作品以情感打动人 ,以形象感染人 ,激发人的想象力 ,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提高文学修养可采用加大文学作品课堂学习比例、导读等形式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论陶渊明的礼文学创作

陶渊明有些文学作品与古代礼制礼义有关,可以称为礼文学。对陶渊明的礼文学作了全面研究,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在礼文学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论文学活动的文学语境与历史语境

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文学语境常常被等同于历史语境。从实践主体与现实环境的构成关系看,文学语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文学活动提供条件与可能性,同时发生制约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体场所,它与历史语境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赵树理文艺创作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离合--兼及周扬

周扬出于阐释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需要,发现了赵树理并誉其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好实践者,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对赵树理保持了沉默.本文从毛泽东这一意味深长的沉默入手,围绕着"大众"一词的不同理解,来分析赵树理文艺创作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离与合,其中也涉及到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解发生的偏差.     

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