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的改革和伦理——以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针对日本当今社会中渎职事件的不断发生 ,分析了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日本社会中渎职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在法律规范之外 ,尚不具有法的约束力的伦理的丧失也是发生渎职事件的主要因素 ,并且伦理正在走向危机。提出了现代日本的改革 ,应是以日本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寻求伦理与法相结合的形式 ,并应重新构筑日本全社会的伦理观     

隐性采访的法律冲突与伦理制衡

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最易引发公众的知情权、隐私权、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采访权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媒体的公信力制衡和道德的非强制性约束。     

上帝之国的政治与经济伦理——以《马可福音》为中心

本文以《马可福音》中关于权力与权利方面的经文为依据,通过对于文本的详细诠释,指出地上有形教会中门徒之间在权力与权利方面的正义伦理问题,即在基督徒共同体中,为大的就要做门徒的用人、为首的就是众人的仆人;至于在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方面,马可给出的基本原则为:人神关系优先于人与财产的关系,人对于财产的拥有不应当阻碍他做耶稣的门徒。这构成了以教会为表征的上帝之国的核心政治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内容。     

论董仲舒政治与伦理一体化模式的理论设计

董仲舒作为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设计师，不仅给君主、君权、政权以形上根据和价值来源上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开辟一条立国和治国之路──儒家伦理与王道政治相结合的一体化模式。其主干内容是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两者的双向运动促成社会结构的整合与社会秩序的修复。虽然政治伦理一体化模式在董仲舒那里还呈现出草创的粗糙，但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大体上没有突破这个框定。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政治伦理的底线与底线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

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个体生存问题以及类生存问题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双重底线,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共契成为化解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亟待建构一种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的”、“宽容的”以及“发展的”等价值观的底线政治伦理。     

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伦理二维制衡探析

会计伦理制衡的二维架构是：一个向内的维度,会计职业伦理;一个向外的维度,会计商务伦理。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必要性是：公司治理的伦理关系错位和缺位;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理论依据是：德性伦理学视角——构筑会计职业伦理,规范伦理学视角——构筑会计商务伦理。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途径是：制定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理论的新内容与新规范;进行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理论的教育和培训;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会计人制度;建立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角色责任制。     

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以贞、孝、忠为中心的考察

笔者从贞、孝、忠的源起、沿革及功能入手,研究三者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的转变过程,认为它们因具有秩序功能而被皇权纳入政治体系。秩序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那么公权力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民众的私生活是否应该独立于公权力之外,则是被政治化的贞、孝、忠留给我们的思考。     

试析政治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关系——以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案件为例

政治伦理关注权力,企业伦理关注市场。政治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政治和市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影响、进行互动。权力的原则要求干预和控制,市场的原则要求自由,从根本上摆脱权力的控制,权力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要求市场保持对于权力的适当独立性。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的案件表明,美国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以政治伦理来决定企业伦理,最终也不利于美国。     

《陌上桑》与汉代政治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其主旨是描写一个采桑女子对太守调戏的嘲讽,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云云。但透过该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等方面情况看,其实这首诗只是反映了汉代地方政治之一般特色。它虽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所反映的内容却与汉末政治社会之情况暗合。由此可以看出,它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唱的,也不是歌颂劳动人民坚贞不屈、批判统治阶级荒淫无道,它只是熟悉汉代政治的地方大姓人家子女之间互相谐谑嬉笑的欢唱。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汉高祖西都长安试析

汉高祖初欲定都洛阳 ,后采纳臣下谏言 ,改都长安。历史证明高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汉初诸帝经营长安 ,扬长避短 ,带动了全国都市经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祖西都长安的成功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迪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先秦儒家孝伦理及其在汉代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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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秦汉由于家国不分、宫廷政治,致使中央政府体系中的宫官系统权力不断扩张。皇帝身边的官宦和中朝官以侧近皇帝而得政治任用,在中朝发展出尚书机构,逐渐取代外朝公卿机构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掌决策,外朝掌行政的管理机制。宫宦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西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     

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

为了深入认识金朝政治的特殊性，以由辽仕金的韩企先为研究对象．研究他在金初政坛被信任、重用．为相几二十年的政治作为与历史背景。把他在政坛上的成功概言为“隐者政治”。他的隐者政治是金初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夹缝中的产物，属于个人，也属于金朝社会，其影响深远。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