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选择: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视角及问题域

主体选择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视角,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保障和巩固公共权力组织主导的、以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公众本位循环评估机制,必须加强评估主体选择的制度建设。     

博白计划生育执行中的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人口问题中双边主体的互动及其评价缺失

2007年,广西博白县部分乡镇因计划生育执行的长期扭曲,累积的社会矛盾转变成官民对峙的群体性事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当地出现种种问题,把计划生育两个主体——社会资本和政府权力间的关系逐渐转变为对抗。两者表现出多元的互动形式,但却难以从现有的政绩评价方式中反映。若政绩评价无法和社会层面接轨,那么将增大政府失效的可能。本文将结合笔者的走访经历,通过当地的人口状况、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多维视角,对博白计划生育执行的运作情况和地方反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空间、权力与自我——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最蓝的眼睛》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探讨美国种族社会中以空间为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和黑人的自我规训,以及自我规训中主体的丧失,暴露白人文化的监控力量和黑人心灵的扭曲变形,指出弱势民族如果脱离本土文化,一味追捧白人文化,必然成为白人文化权力的监控对象,并在自我规训中丧失自我.     

利益清除中的政府回归——基于公共性重塑的讨论

利益集团是政治的一部分,但与政府的价值分离.在利益集团捆绑政府之后,基于公共性之上的制度一定会被扭曲,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获得普遍的支持.现代政府必须避免为利益所俘获,在政府与利益分离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经济利益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政府,让社会利益进入政治而非政府过程,从而切断政府过程与利益过程中的权力利润交换渠道,优化公共政策途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的公共性.     

政绩竞赛、合法伤害权与炫耀性寻租 ——对中国当前“包村”运动的思考

包村运动作为一种扶贫方式,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对群众路线的着重强调,地方政府政绩竞赛的冲动在一些地方再次风行起来。尽管这种扶贫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一些地区、农户的贫困问题,但效率低下,注重短期效应,形式主义严重。从长期看这种建立在权力部门合法伤害权基础上的政绩竞赛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寻租,使普通的物质性寻租升级为炫耀性寻租,造成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腐败问题的恶化。只有建立比较公平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限制政府规模和权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建立长效的扶贫机制,以制度建设代替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减少权力寻租,防止包村的异化,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中国的扶贫进度。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公共权力的扭曲与裂变分析

公共权力的连续、有序、稳定传递是政局稳定的关键.权力在实际传递中,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致使权力失真、变形、扭曲、中断或停止,形成权力裂变.权力裂变是由权力变异、文化冲突、执行偏差等多种因素所造成.权力裂变虽是一种不良现象,但通过权力调整可以减少或弥补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迈向良性的互动——论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及与政府的关系

文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中介组织的本质、含义及特征,认为中介组织并非社会团体,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持系统.作为社会的一域,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当前,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越位和失位造成其功能的扭曲.因此,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建立起二者良性的互动,让政府和社会走向善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试论公共权力的扭曲与矫正

公共权力扭曲是公共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当干预 ,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扭曲。它加剧市场缺陷和紊乱 ,未能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因此 ,通过依法行政 ,调整功能 ,科学管理 ,合理决策 ,观念更新 ,矫正公共权力的这种扭曲 ,就能达到权力的正确行使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与执政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动。意识形态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后被经济绩效取代。当前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凸显,经济绩效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减弱,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成为新的重要合法性资源的生成点。为培育和获取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资源,政府应注意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进行约束,规避权力与责任隐性不对等带来的风险,并逐步向社会转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