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证人证言是司法活动中最早使用的证据，也是现代诉讼中常见而重要的证据。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影响证人制度的因素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国的证人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步伐，诉讼法中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本文从我国审判实践出发，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从规范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对证人制度进行加强；并针对提高我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的现状提出了现实的解决方法，旨在对我国证人证言这一制度进行分析，促进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论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作证的几个必要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法定证据形式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制度的缺失和证人作证的混乱性,致使证人证言证明效力和采信率低下。现行法律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定位强制性而程序非强制性这种不合理的模式,使证人证言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无法发挥其应然效用。本文界定于对出庭证人证言运作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制度的论述和构建,通过建立证人宣誓制度、证人作证回避制度、证人费用保障制度、伪证制裁制度,达到出庭证人作证的规范运作,提升证言的采信率,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证据资源,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研究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或证明自己犯罪.＂不自证其罪特免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抵御被强迫自证其罪的风险.本文对不自证其特免权进行研究.     

行政执法中“证人证言”要慎用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向法院提供的各类证据,只有合乎法定要求才具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各类证据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对证人证言的规定更加严格。因此笔者认为在行政执法中要慎用“证人证言”.     

新刑诉法视角下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及对策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正确定罪量刑关系重大。然而,目前我国证人证言制度在实施中普遍存在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10%。虽然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法庭审判中吸收了对抗制的因素,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法院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改为程序审,允     

浅析证人证言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构成要件的证明作用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判明主体是否适袼是开展案件查办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实践中,侦查机关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往往着眼于书证的获取,而往往忽视了证人证言的运用,这不仅反映出侦查机关运用证据种类过于单一,而且也不符合当前日益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本文结合实践,对证人证言证明贪污贿赂犯罪主体适格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深层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造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多，既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导致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我国实行的“侦查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而关于这一点，在人们对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中往往被忽略。     

打破贪污贿赂案中的攻守同盟

攻守同盟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隐瞒事实真相,相互之间以及有关证人、利害关系人暗中串通,提供假供、伪证的行为.随着反贪力度的加大,攻守同盟作为一种反侦查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攻守同盟的范围加大.以前攻守同盟现象只出现在极少数的经济犯罪案件中,而今很多贪污贿赂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翻供、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平舆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今年承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特别是几件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翻供、串供,犯罪嫌疑人与证人之间、证人与证人之间,订立了严密的攻守同盟.过去的攻守同盟局限于共同犯罪的同案犯之间,而现在犯罪嫌疑人的亲戚、朋友、利害关系人,甚至律师也介入其中.     

行政执法中“证人证言”要慎用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向法院提供的各类证据,只有合乎法定要求才具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各类证据     

被害人能否成为伪证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该刑法条文可以看出，我国把伪证罪主体限定为特殊主体，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被豁人作伪证不宜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探究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基本的公司形态,它在经济与法律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实践中,其资合性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践中很多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们有必要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做进一步研究,正确理解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凸显有限公司资合性本质,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以推动我国企业健康、迅速发展。     

论遏制刑讯逼供与确立沉默权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刑法》247条也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的规定可知犯刑讯逼供罪最严重的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却仍是刑事司法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但是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一长期困扰刑事诉讼工作的难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对证人有效的保护措施,建立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浅谈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积极作用

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法中有关证人作证问题的一个环节。免证特权制度在中国其实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国古代,为维护既有的家庭社会伦理,就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己的诉讼法律制度中也制定有相应的"证人特权制度"。免证特权制度的广泛适用说明这一特定的证据制度尤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法律仪式与法律信仰——以法袍、法槌和证人宣誓为视角

法律仪式与法律信仰相辅相成、互相作用。法袍、法槌的使用及证人宣誓是法律仪式的重要表现方式。法律仪式对民众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诉讼中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我见

本文作者根据多年检察系统工作经验，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司法审判的一大难题，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能否行得通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曾经有多名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其实，强制证人出庭缺乏基本传统法律文化和社会现行状况支持，而且也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也不符合法律对证据的要求。这些对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从品格证据视角审查证人证言真实性

刑事证人品格证据在影响着刑事证人是否出庭作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品格证据具有独特性、综合性和稳定性的特定,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主客观因素也也影响着证具有消极因素也严重地影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应该建立和完善刑事证人品格证据适用规则。     

侦查阶段电子证据的取证研究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证据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问题研究十分有意义。     

论如何完善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的一大顽疾。本文以递进结构对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正当性论证,并对相应的制度设计提出看法,在强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对证人权利也应予完善,从而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协调统一。     

引入证人宣誓制度的他重意义——精神层面的追问

对证人宣誓制度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否承载具有宗教信仰基础的证人宣誓制度.现代各国的证人宣誓制度已不再强求宗教信仰基础,以郑重承诺制度为代表的宣誓制度值得借鉴.郑重承诺制度能为中国的法律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层面带来建构性因素--激发个人对信仰的、良心及理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