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时期蒙古族妇女社会地位的法律体现

16世纪中后期,俺答汗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蒙古各部众,维护其统治地位,遂制定了《阿勒坦汗法典》。其中关于婚姻家庭、妇女与儿童等方面的规定,突显出当时蒙古杜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法典对于妇女人身安全及其人格尊严予以严格地保护,罚畜的数额十分可观。《阿勒坦汗法典》既是当时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蒙古社会特殊的民风民俗的真实反映。蒙古族妇女在生产生活中的参与意识较强。蒙古族多妻妾制直接促进了蒙古人口的增长,为蒙古族人口繁衍生息贡献巨大的蒙古族妇女随之倍受尊敬。有睿智的统治者即以法律之形式肯定她们的功绩,维护她们的地位     

昔日的足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建院20年来蒙古史研究概述

(续 1 999年第 3期 )　　在史地考证及法制史方面也有论文发表。李漪云《呼和浩特建城命名年代考》(1 982年 )认为“呼和浩特始建于明隆庆六年即 1 5 72年 ,明政府正式命名‘归化’为万历三年即 1 5 75年。”《“福化城”考辨》 ,对“福化城”和“归化城”进行了考证。奇格《一部珍贵的古代蒙古法律文献———〈阿勒坦汗法典〉》(1 983年 )介绍了《阿勒坦汗法典》的发现和整理经过 ,对该法典制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进行了研究 ,并简要介绍了该法典的内容。《图们汗法典初探》(1 985年 )首先考证了图们汗曾经制定过“大法” ,之后根据相关史料…     

《阿勒坦汗传》研究的最新成果——《阿勒坦汗传译注》

1998年 3月 ,日本风间书屋出版了吉田顺一教授等 7人撰《阿勒坦汗传译注》 ,令蒙古史学界瞩目 ,成为这一古典名著的最新研究成果。众所熟知 ,195 8年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王府家庙内发现了蒙古文抄本《阿勒坦汗传》 ,此后 2 0多年间抄本深藏于图书馆中 ,虽然有人做过介绍 ,但大多数人只知其名 ,罕睹其面。19 84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珠荣嘎先生将《阿勒坦汗传》全文分为 3 93节 ,加以校勘注释 ,并附原抄本的影印件 ,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从此人们得见这一珍贵抄本的真面目。《阿勒坦汗传》以其对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翔实准确记…     

新牧区建设中蒙古族民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蒙古族民俗是蒙古民族基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目前，对蒙古族民俗的法律保护相对滞后。新牧区建设给蒙古族民俗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同时，蒙古族民俗对新牧区建设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牧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用各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蒙古族民俗。     

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入居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的遭遇十分悲惨.清代康熙年间满文档案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据此可了解17世纪末蒙古俺答汗后裔--楚呼尔台吉在甘青川地区历史变革时期的政治活动.而清朝廷围绕"安置"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为当今"藏彝走廊"的研究提供新鲜的史料.     

从土地产权制度的嬗变看中国法律近代化——基于律文的分析

文章从分析西周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开始,到"中华民国"近代土地产权制度建立为终点,重点放在对清末民国的近代土地产权制度的阐述.分别从三个时期:清末时期(1900-1911年),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来展现中国近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通过对古代历朝历代的法典、<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大理院判决例全书>等具体法典条文的分析,从中国近代土地制度角度来反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程.     

从内蒙古民歌看蒙古族音乐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蒙古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族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展现着蒙古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蒙古族文化的一部分，她不仅是一种音乐现象，也展现着蒙古族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丰富的民俗、语言、美学观点等状况。就这些方面来看，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价值是十分可贵的，因此可见对于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意义深...     

论陶克汗与他的《七项法典》

阿克汗又称圣陶克。《陶克法典》是陶克汗在位时制定的哈萨克汗国法律,因其内容分为七项,又称《七项法典》。该法典反映了游牧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激化与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社会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它对哈萨克社会有影响深远。在哈萨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青旗》报看蒙古族家庭教育与女子教育

对于家庭教育及女性教育的启蒙与重视代表着蒙古族教育向近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内蒙古地区女性教育事业可以追溯到清末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创办的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这一举措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代表着内蒙古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是蒙古族家庭教育及女性教育在伪满洲国时期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蒙古——卫拉特法典》与蒙古族传统的财产分配习俗

文章对<蒙古--卫拉特法典>中的财产分配法与蒙古族传统财产分配习惯进行对比和分析,以相关文献记载为例阐述二者的关系、发展趋势和社会作用.     

略论藏传佛教对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渗透与影响——兼谈蒙古草原固有法对我国当代民族法制的几点启迪

《卫拉特法典》是我国近代蒙古民族的草原固有法。《卫拉特法典》以藏传佛教为其立法宗旨,意在将经教政治相结合,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意识。藏传佛教的渗透与影响,缘于法律文化的传承、蒙古民族的吸纳性格及宗教意识的培育。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当代民族法制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探析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

蒙古族古代草原生态保护法的内容很丰富,从远古时的习惯法到蒙古汗国以后的成文法,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这一内容。主要包括倒场轮牧、禁止草原荒火和破坏草场、禁止污染水资源和保护森林资源、季节性围猎和保护野生动物等。古代蒙古族牧民通过制定上述法律法规,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为人类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蒙医药行业法律制度建设现状调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考察重点

蒙古族传统蒙医药知识作为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在治病保健等卫生医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蒙医药行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其保护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蒙医药行业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法治社会最合理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关于蒙医药行业的法律制度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部分,但在制定的层次和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从构建专项法律保护体系和建设特殊保护途径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部构建和谐社会的民法典草案——对《绿色民法典草案》的一种政治法律学解读

和谐社会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的调节实现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作为法律生态化发展的产物，它的绿色理念及其法律制度与当下中国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必将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和谐语境下对刑法和谐性的解读

对刑法和谐性进行解读,就是以和谐观念对刑法进行的价值判断。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的是刑法和谐的价值内涵,打造人权保障性的刑法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张注重刑法的整体和谐,关注影响刑法和谐性的问题。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

唐朝开元时期有着频繁且规模盛大的立法活动,并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立法活动,旨在对儒家人情观造成的无序状态进行有序的修补,以简约化和条理化使法律表现出透明性和公平性。《唐六典》则尝试给政府和官吏规范统一且系统的操作依据蓝本,从而给中国行政法典的建设提供了深远的资鉴作用。     

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

私法自治的原则萌芽于罗马法,产生于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并被《法国民法典》以明确的条文确认。私法自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到法律的确认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它奠基于当时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又扎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实践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