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与翻译

伟大的翻译理论家严复曾经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这样写道:“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思。但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翻译漫談

学外语遇到怎样翻译的问题。能用汉语“准确、通顺、易懂”地把外语翻译过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鲁迅在《“题未定”草》里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忍。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侯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     

英譯汉中詞义的选择与引伸

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一文内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鲁迅先生告诉我们,翻译时为了确切表达原文中的某一个词,往往是煞费苦心的。为什么?就拿英语来谈,虽然汉语和英语同样具有丰富的词汇,但其中绝对等值的词,除专有名词、科技术语等之外,为数是不太多的,因为英语也大量存在一词多义现     

林纾翻译和鲁迅翻译：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

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译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林纾和鲁迅的翻译观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不少人认为鲁迅是“直译”（或死译）的代表，林纾是“活译”的典范。表面看来，二者的翻译观出入甚大。本文则认为，在二人翻译观巨大差别的背后却蕴含着统一，二者的译作统一于华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各自为中国时世界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鲁迅的文艺批评观和文艺批评风格

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很少。”①这“很少”,大约源于其“难”——因为创作与批评虽然有其内在联系,但毕竟又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语言符码。而鲁迅却以自己的艺术才情成为这“很少”人中的佼佼者。鲁迅的创作和批评的两副笔墨一直相伴相随,从来未曾分开过。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掀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辉     

“译”或“翻译”的属性及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

通过对“译”和“翻译”的含义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译”和“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一个过程；即不是“科学”是“艺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是进行翻译理论建设而不是构建“译学”或“翻译学”。     

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漫谈诗歌翻译的艺术美

翻译也是一种艰难的创造。鲁迅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翻译难,诗歌的翻译更难。近几年来,翻译界出现了一派昌盛的局面,但有一些过去存在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文学翻译的艺术美问题,这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 诗歌翻译是一门艺术,它有本身的美学原则。译诗的艺术美,包括形式美、声律美、情感美、意境美。这也是诗歌创作所应具备的几种素质。译诗如写诗,要满怀激情,进     

谈翻译英语诗的几点体会

“准确、通顺、易懂” 乃是一般的翻译标准.而“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诗歌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含有众多因素,非常复杂的过程.郭沫若在《九歌·解题》中说:“诗歌的翻译是很困难的.” 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之所在是它不仅要求把原诗的思想、感情、风格译出来,而且还必须把原诗的韵律之美也译出来.正如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说得那样,合格的翻译应该读起来跟原作一样舒     

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翻译及安德列耶夫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无论在文学创作史还是在翻译史上都是一个代表人物。其小说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力于他浑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对外国文化的广泛摄取。鲁迅本人也曾经具体地指出他受过安德列耶夫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他曾经亲自翻译的安德列耶夫短篇小说。     

辩证性·科学性·时代性——重新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翻译向来被视为“死译”、“硬译”。事实上,作为译者的鲁迅,在翻译活动中,总是认真地考虑读者对象、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诸因素,从忠实原文文本出发来确立其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科学的、辩证的翻译策略。更可贵的是他自觉地根据文化任务来选择翻译方法。因而客观地评价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十分重要。在文化日益趋向大融合的今天,鲁迅的翻译策略必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翻译的轮回：香港《译丛》的鲁迅《造人术》英语译介

《造人术》是鲁迅最早翻译的西方科幻小说之一。2012年,香港《译丛》将鲁迅《造人术》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作译介给西方读者。《译丛》英语译介的“译作之译作”《造人术》是深度翻译的结果：译文还原了鲁迅汉译文本的语体风格,更在“译者导言”、插图、鲁迅汉译按语等副文本的综合推介作用下,协助西方读者对英译鲁迅《造人术》进行全面认知。经历了美国英语小说原作的日译、汉译,《译丛》又将其回译成英文,完成了小说《一个非科学故事》(《造人术》)的“世界文学”翻译轮回。     

也释“传舍”

“传舍”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在选入中学《语文》的文言文中,仅出现于《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原句为:“(秦昭王)舍相如广成传舍”。课本将“传舍”注释为“招待宾客的馆舍”;教学参考书上对原句的翻译则是,“(秦昭王)安置相如在广成宾馆里住”。长期以来,这种译注广为人们接受。于在春的《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续编)中的译句是这样;朱东润也将“传舍”直接解释为宾馆;拥有大量读者的《高中文言文评点释译》以及笔者所见的其它译文,无不将“传舍”与宾馆划上等     

试论“图”的翻译辨析

本文较详尽地阐释了名词“图”在英汉汉英可逆对译中的普遍与特殊规律，翻译与写作技巧以及与该名词有关的相关学科中的组合或合成名词的用法、界说与界分，不无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翻译实践意义。     

浅议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的发展

翻译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翻译的标准。比较多年来我国译界存在的多种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和顺”，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等论述。这也正体现了中国翻译思想的不断发展、深化、完善的过程。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从译诗难谈起

翻译难,翻译诗歌更难。凡是有过一定翻译实践经验的人,差不多都会有同感。这是因为在文学作品中,诗歌比其它体裁的作品,要求艺术概括力更高,语言更精练,意境更含蓄,此外还要求节奏,音韵的优美和谐等等。所以,连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译诗,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然而,尽管译诗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可是,总还得有人去做。事实上也的确如     

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谈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Dr·Eugene A·Nida)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文学译句浅赏

原语的诗文有绝句,译语的诗文也有绝句;有些原语的绝句,其译语却未必是绝句。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翻译比创作还要难。创作者可以独立构思文学意象,不受任何束缚、限制,而翻译者必须忠于原著内容,不能独立构思意象。所以说,文学翻译是一种“有限制的再创作”。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有些感到文字流畅生动,逻辑性严密,以文以娱,爱不释手;有些则感到困惑,行文晦涩,面前一片模糊,百思不得其解,对照原文方恍然大悟,两者相去乃远。诚然,文学翻译既要求译者和作者在心灵上融通,又要求译者掌握翻译技巧。因为文学翻译就是一门语言艺术上再创造的科学。下面摘录一些不逊于原作的译句,浅赏译者和作者思想感情上的交融和表达方式上的浑然一体,从而领略文学翻译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思维过程。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