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终结论”及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普遍史的角度,认为历史具有方向性,同时也具有终结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观点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把它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福山与沃勒斯坦历史趋势论之比较

福山和沃勒斯坦的历史趋势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何种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将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沃勒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面临崩溃。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演绎的结果,福山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单线进步的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沃勒斯坦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多元的和全球性的。三是历史的终结和主体的实践。福山认为在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后,人们的实践是消极的,所获得的只是物质的满足;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终结后,美好的社会只是一种可能,因而主体的实践变得非常必要并且意义重大。总之,两人的历史终结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前景的不同认识。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

1989年，在苏东剧变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日裔美国学者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论文。在福山看来．这场剧变表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① 福山以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身份，宣布自由主义已定于一尊。这篇使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论文的题目《历史的终结》，就是借自黑格尔哲学的术语。福山自己也说，他的理解“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２）然而我们总不该忘记，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福山引黑格尔为同道，论证自由民主理念已构成历史的终结，使得我们今天关于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不仅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当代意义。     

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从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转变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苏东剧变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20年后,面对中国的崛起,福山发表题为《历史的未来》的文章,称"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值得研究。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第一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一般视野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是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总和的"泛称",即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二种意义的"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一意义的"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自然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诞生的,这为后来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出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因而是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概念的过渡.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特指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涉及由资本逻辑导致的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消除冲突而展开资本批判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概念一方面超越了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直观性,另一方面摆脱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进而完成了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扬弃.     

建构性社会秩序与自发性社会秩序的融合——弗朗西斯·福山的社会秩序观述评

处于“历史终结”之中的“最后之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秩序问题,是弗朗西斯·福山另一部力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探讨的主题。基于独特的学术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态度,福山得以成功超越并综合以往的社会秩序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社会的内在性角度研究社会秩序的思路,对于深化理解处于急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的先验历史理念:"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中,“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作为引导人类历史前进的“历史理论”,将人类历史指向了一个国内生活幸福而自由和国际永久和平溶为一体的未来灿烂前景。     

从"自然的报复"问题看恩格斯自然概念及其当代意义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晚年多次使用的一种比喻说法,它表明自然并不是人类活动加工的被动对象.该现象的存在表明了超越自然和历史两个相对独立领域的更普遍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人类活动之主体意志的永恒界限.在理论上,它亦说明了由卢卡奇开辟的从"历史辩证法"角度贬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传统的缺陷.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观点的解读,我们提出一种强论证,即恩格斯不仅在逻辑上忠实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为其深化从而完整地建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明了方向和打通了道路.     

"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

本文从人类关于"理性"的认识史和人类的活动史两方面考察认为一方面,"理性"的内涵不断地被历史化、实践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不断地被理性化.在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的关键,恰恰是要建立一种彻底历史化了的理性观,即广义的实践理性观.     

动物-人类史

动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作用在史学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军事史和经济史家虽然重视动物,却体现了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近20年来的动物史研究转向整体史角度的动物-人类关系史。一些哲学家也指出动物与人类之间界线并非绝对清晰,挑战了传统学界对动物的认知,文化史家逐渐接受这一立场,发展出动物研究的历史学。当前的动物-人类史学界存在三个焦点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得动物经验、动物是否具有能动性、人类是否只是再现动物而简单将其作为象征来研究。当代动物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方向,如动物与人类在战争中共享历史、动物的情感史,以及从公共历史和遗产研究角度重新思考动物史等。     

关于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伦理学客观性论证的思考

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伦理学客观性论证包括三个子论题,但她对这三个子论题的解释值得商榷,其“客观性”论证并不具有她所宣称的足够明晰性,解释的说服力不充分.她对三个子论题的区分和论证缺乏坚实根据,故而德性伦理不能获得应有的客观性.从论证过程来看,她将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德性还原为简单的事实客观性是有问题的,德性伦理学的客观性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维度不能忽略.     

云南民族的民间口承古谱系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不仅限于成文史，还应当包括无文字时代的口承史，而在民间，最贴近人们生活的历史即为口承谱系。云南诸少数民族民间的口承谱系多为神话创世谱系，甚至历代史家奉为圭臬的《史记》也据远古民间口碑录下不少篇章，如《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便不可视为成文信史。其实，本来意义的历史只属于不可复现的过去，人们留下的不过是对于历史的记忆和理解，在此意义上，民间口承神话古史也曾经是信史。历史实为（记述者的）当代史，人类追朔古昔的未晓永无穷尽。尽管如此，历史仅仅属于人类，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因为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过程。     

对《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的质疑

《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以下简称《形式》,作者李明华)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该文依据其自身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现代科学成果,对历史决定论作了新的诠释,认为历史决定论在当代具有三种形式: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笔者认为,《形式》对于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矛盾。由于这些漏洞和矛盾比较普遍并且带有根本性质,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它的总的论点本身究竟能否成立,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对《形式》提出质疑。     

“左撇子”的一击：书写动物的历史

长期以来,正如人类社会中的“左撇子”一样,动物被边缘化,未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动物虽然没有留下文献,但和人类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声音与印迹,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和进程。对动物的历史研究,正如研究没有留下太多文献的社会底层群体一样,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物史研究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启发。而目前有关动物的研究主要体现出三种取向,即智识史、人文史或人道史和总体史。动物并非仅作为人类历史的表征出现,而是历史的能动者。动物史研究是为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定势,重新定义人与动物之关系。动物史并非仅是环境史的延伸,也不仅是将动物视为对象,而是重新审视人类过去认知、对待动物的视角,从而重新评估人类的历史地位。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

"新经济史革命"以探寻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为主线展开,经过了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这场"革命"更新了经济史学研究方法,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促进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这场"革命"的方法论成果是值得中国经济史学和经济学借鉴的.     

马克思论证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维度

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论证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基于对资本实质的界定,从资本逻辑与普遍交往两个维度阐明了世界历史总体性问题。马克思通过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的批判,揭示了资本的本性并建构独具特色的资本观。资本无止境的趋利性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逻辑的循环,促使人类历史的行进方式从民族地域性重塑拓展为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建构。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交往使得各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自我发展,普遍交往的世界性、全面性和自为性进一步彰显了世界历史的总体性。     

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

伦理学史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学说史。它是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是人类追寻现实世界中完满和谐关系的历史,是人权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意识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从上述四个方面追寻伦理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标示出的人类道德意识的进步,将使我们对伦理学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对伦理学史本身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