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从《九歌》之草木试论香草与巫术

一、前言“香草美人”,是《楚辞》的主要素材;香草之缤纷,美人之求索,营造了《楚辞》瑰丽的辞采,与回肠荡气之浪漫氛围,南方文学能与《诗经》相抗的代表风格也由此树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创作取材与表现手法在屈、宋之前并未尝见,几可说是凭空崛起,而在屈、宋之后,汉赋虽沿袭了《楚辞》铺陈华藻的外衣,却不再喜用“香草美人”,这对研读《楚辞》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也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大感兴味的疑点。如果我们推断“香草美人”之用,乃由于屈子性情特异,好修尚洁,故为文取譬独特,风格迥异他人;或搬出…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

屈原是上古巫文化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带有深重的巫文化印迹。但从汉代来以文入学者多按儒家传统注解屈骚,在研究方法上多囿于考释。时至今日,在一般人心目中,屈原是一个竭忠事君的伟大爱国者,一个没有男女情欲的庄严偶像。屈骚中的“巫迹”被曲意淡化,甚至完全抹杀了。本文拟从巫文化角度重新对屈骚加以评价和解释,尽力恢复屈原和《离骚》的本来面目。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从《抽思》《思美人》看《离骚》求女的喻意

文章论证了二《思》的创作时间与《离骚》相距不远，且二《思》早于《离骚》。“思美人”与“求女”实际上是同一意象体系，两者的喻意应是相同的。从取喻缘起，所求对象和结果三个方面看，二《思》所思的“美人”均喻指君王。因此，与二《思》内容紧密相联的《离骚》中“求女”的喻意，理应紧承“思美人”的喻意，即喻为求合于君，而非“求贤”或其他。     

屈骚艺术特质发微──兼论屈原艺术思维的独创性

任何作品都是艺术思维的外化形式。因此，对屈骚艺术特质的把握，必须从这一角度入手。屈骚的艺术特质──富有表现力的意象群，对巫术形式的自觉运用，对神话内容的大胆改写，象征系统的创立──正是屈原卓绝千古的艺术思维生成外化的结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某些令人深感困惑的理解上的偏差。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离骚》当作于楚怀王中期

关于屈原《离骚》写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中期,即屈原遭谗被疏以后。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说法。在文学史专家当中,陆侃如、冯沅君、林庚等先生也持此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楚怀王早期也曾想任用屈原,和他有‘成言’,答应屈原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怀王周围的许多大臣都是一些代表反动势力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伺机陷害屈原,怀王后来竟听了他们的谗言。屈原在被排斥之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他又愤而写《离骚》。”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见。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屈原生于南阳说

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有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女夸佳丽兮,片半独处此异域”。论者以为,屈原乃系流放至此。亦有以为非流放而来者,但不详所以。本文试从屈原与汉北之关系的角度作点探讨,以求窥见屈原到底为何去汉北之地。一、屈原得姓之地———南屈作为楚...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