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程序被害人参与机制探析——以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为例

《罗马规约》实现了国际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司法化,同时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审判分庭根据不同审判阶段要求,对申请人的参与资格进行逐案审查。被害人的资格审查标准以及证据提交、质疑权利是卢班加案的争议焦点,审判及上诉裁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诉讼公正是全体诉讼参与者的公正,需避免矫枉过正。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应当保障被害人的知悉权、人身保障权以及获得赔偿权,并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赋予"间接被害人"地位。     

刑事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一段时期以来,维护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犯罪被害人(以下简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也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纵现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仍存在众多缺失.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赋予被害人公诉案件上诉权,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死者权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研究

死者权益诉讼并非为了死者利益,而是为了死者近亲属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死者近亲属享有诉讼实施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继承了死者生前取得但尚未来得及行使的侵权请求权及其自身因侵权行为而受有损失。该诉讼实施权的行使往往兼具私人执法属性。实际垫付人对侵权人、死者近亲属享有请求偿还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基础极为复杂,但其享有诉讼实施权的正当性基础均体现为其系实体权利归属主体。公益代表人属于职务当事人,构成补充性法定诉讼担当。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在刑诉中的地位及权利

近亲属既是诉讼的参加人,又是最称职的诉讼行为的监督者,重视近亲属的诉讼地位和权利,具有社会的、伦理的、功利的、文化的、法治的理论根据。刑事诉讼法要正视近亲属特殊诉讼参加人的地位,合理界定近亲属的范围,修改完善存在重大问题的法律规定,承认近亲属相互容隐的权利,豁免近亲属之间的作证义务,强化近亲属之间的会见权,切实加强对近亲属权利的保护,如此方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权益,强化文明公正执法,促进法治发展。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权利是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关键问题,其核心内容包括人身惩罚权和经济求偿权两大权利,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依此展开。在目前刑事诉讼体制下,被害人的人身惩罚权已被国家替代;经济求偿权因诉讼、执行环节瓶颈难以得到应有的贯彻。因此,克服制度上的瓶颈是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必然途径。文章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分析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     

刑事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的理论探讨

刑事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在我国,由于立法的原则规定和程序性后果的缺失,这一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任意简省和取消,严重侵犯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意见权,应当完善.     

论刑事自诉担当的性质——以构成要素为视角

自诉担当是指被害人已经提起控诉,自诉程序已启动,但被害人由于丧失行为能力且没有其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自诉,而由国家公诉机关接替被害人行使控诉权的一种公诉性质的法律制度。对自诉担当的性质研究有赖于刑事自诉制度要素的统一,即犯罪行为具有违法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个人的权益、被害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追诉行为;自诉担当后,检察机关不履行侦查职能,由第三人或公安机关行使;自诉担当后不容许反致。     

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探讨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人权,国家在实现刑罚权时,要注重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 权利的平衡。被害人成为当事人,强调了被害人与控诉机关的平等地位与相对独立,增进了被害人与 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平衡,这样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被害人当事人化利弊分析

新刑事诉讼将法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赋予其许多诉讼权利，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但是，这一改革，尤其是第１４５条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和无法克服的矛盾，不利于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公诉权，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废除该１４５条规定     

浅谈精神病人涉讼时代理人的确定

结合具体案例,从指定监护的成立条件、委托监护与诉讼代理的关系、监护资格的否认等三个方面,探讨精神病人涉讼时代理人的确定问题。在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没有放弃监护权、或者没有被依法剥夺监护权时,其他人是不享有监护权的。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即使将参加诉讼的权利委托给其他代理人,其作为该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也仍然不会改变,被委托人也只能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试论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能不能委托代理人,能不能出庭?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和公诉人是什么关系?依据法律规定,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回答,这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推动刑事讼诉活动的顺利进行,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被害人?被害人是指其合法财产、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遭受犯罪行为     

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是否允许“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为他辩护”,这是涉及执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立法界、法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限定“辩护人”为律师的前提下,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立法精神,律师辩护的作用与意义,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体系中的地位与任务,以及在侦查阶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合法权益可能受到限制、剥夺与侵害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探讨“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并进而对律师在这一诉讼阶段的辩护职责、权利与义务,工作内容与活动方式,提出若干原则设想,以考察律师在侦查阶段参加诉讼活动的可行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

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实体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被害人的对抗性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确立是必要的.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权利状况,分析我国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的具体表现以及立法的缺陷,对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提出了建设性的立法完善路径.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理论探索

文章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切入,探索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涵义、性质、权能、限制等基础理论,并从关注被害人的角度提出了刑事诉讼"立体结构"的构造理论,指出被害人有力量的核心就是赋予被害人实实在在的救济权,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刑诉主体,而被害人的救济权是被害人的基本人权.     

小额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研究

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严重忽略了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导致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吸引力下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极低。小额诉讼程序在追求诉讼效率的同时,应遵循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尊重当事人对私权纠纷的处分自由、注重权利的操作性与救济性等基本原则;在此理念指引下,明确赋予当事人充分享有管辖异议权、程序异议权、合意选择权、委托代理权、最低限度参与庭审权和审级救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并完善各项权利的具体程序设置。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本文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等问题作了阐述．作者认为，新刑诉法将被害人列入当事人之列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模式更为合理和完善；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虽然已由原来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其诉讼权利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扩大，却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当事人概念；对于受害单位是否应列入被害人范围，作者持肯定看法．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庭审中被害人诉求的程序性保障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相应地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的司法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由此,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享有了与被告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使其在审判阶段可以方便地参与诉讼,使司法机关直接听取被害人对惩罚犯罪的愿望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赋予被害人的那些诉讼权利并未真正保障被害人充分地参与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完善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一些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其诉求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