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乐记》袭《易》考 ——《乐记》对《周易》思想的继承

《乐记》之形成受《周易》深刻影响,对这一问题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梳理,认为《乐记》或秉承其思想: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对立统一思想和变易的辩证思想、简易思想、崇德思想;或用其词句、袭其段落。通过诠释这些沿袭方式,揭示了《乐记》把《周易》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学,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西厢记》笔法通《左传》——金圣叹《西厢记》评点学发微

金圣叹关注文学技巧,称美“法莫备于《左传》”,且谓“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本文交相论证阐发:其一,《西厢记》之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即《左传》经前起传、后经以终义、预叙逆摄诸法.其二,《西厢记》有狮子滚球法,金批《水浒传》有欲合故纵法;在《左传》叙事艺术,则有若离若合、若擒若纵之法.其三,金批《西厢记》,侧重欣赏烘云托月法、避实取虚法.《左传》叙事之颠倒主宾、轻重、详略,固早为此法开山;尤妙在无字句处,横接、旁溢、反射诸法,皆可作为文法之津梁、叙事文学之典范.     

《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以《黄淮传》和《胡广传》为例

《明史》是以《明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的。尽管《明史》存在一些讹误,但总体说来,《明史》的修纂还是相当严密的。其在修纂过程中,虽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明史稿》,但对《明史稿》存在的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与修订,进而以符合史实的面貌出现。《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主要从文字讹误之修正、史料之补充、史实之订正等几个方面进行。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魏书》及《北史》之《江式传》点校举疑

近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北史》之《江式传》,发现几处点校失误。现依次列出,以就教于方家。一、《魏书》第１９６１页末行：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点校本《北史》之《江式传》如此,１９５８年版严氏《全后魏文》卷四十...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孔子诗论》所论《扬之水》蠡测

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对《汤(扬)之水》的相关评论。然而《扬之水》在《诗经》中有三首,分别属《王风》、《郑风》以及《唐风》。《诗论》所论的究竟属于何篇,聚讼良多。通过仔细梳理历代学者对三篇诗作主旨的分析,并根据诗本身意旨,只有《唐风·扬之水》主旨是有关妇悡。《孔子诗论》中所提到的《扬之水》应属《唐风》。     

《桃源三访》与《桃花人面》版本比较

整体来看，《桃花人面》与其改本《桃源三访》并没有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客观地说，《桃源三访》对《桃花人面》在情节内容、剧作风格及体制等方面的改动既有锦上添花之美，亦有白璧微瑕之憾。从《桃花人面》到其改本《桃源三访》，既彰显出孟称舜杂剧创作的趋元倾向，又体现出其对元杂剧创作体制的突破。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与《河图》《洛书》

对黄钟、律本、度母及十二平均律的释解,诠释了朱载堉新法密率与《河图》、《洛书》的内在关系。《河图》内函方而圆其外之图解,详细标出了十二律之数据长度,并对《洛书》九数与十二律相配之法作了通俗的释解,文中引《周礼·大司乐》及《明实录》为证,将《洛书》九数、十二律吕、十二支辰、六代乐舞相配及祭祀应用作了详细的说明。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与《孝经》相表里——曹元弼《孝经》学管窥

清末至近代的大儒曹元弼生活于苏州,一生亲历中国近代史之大变革时期,他学尊郑玄,又承清末的汉宋兼治传统,诚为学有渊源之经学家。曹元弼一生致力于发明郑学以通经致用,在《孝经》学领域便有《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孝经集注》等四种,可谓用力深而持久。就其《孝经》学义理来说,一是继承郑玄以《孝经》总会六经的观念,进一步以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认为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二是发挥汉儒奠立的《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以三纲、五常为二者之共旨,着意阐发《孝经》已蕴含忠孝一理的三纲观念。虽然曹氏此二说均有所承,但他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尤其是第二个观念,虽明显采纳了汉代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之法,但他却强调的是对三纲和君臣之义的维护,而非公羊学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革命意涵,这一差异正蕴含了曹氏对时世的回应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