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林语堂和辜鸿铭的文化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形式。林语堂和辜鸿铭两位学贯中西、名扬天下的大学者基于自身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传统典籍英译实践中,两位大家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有所不同,林语堂倾向于使用保留文化信息的异化策略,而辜鸿铭则喜欢应用删繁就简的归化策略。二者在译作中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解读思维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辜鸿铭激烈的挞西扬东观念与林语堂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中立中庸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两者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观截然不同,但都能讲好中国故事。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是必然,研究林辜二氏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观,将为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辜鸿铭林语堂“中国形象”的描述与再评价

鸿铭和林语堂在严重的西方误解与歧视的历史文化情境中 ,贬斥物质文明、高扬中国精神 ,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形象” ,其角度、叙述方式、结论都颇为新颖 ,文章在分析其特点上指出其特质 ,分析得到的反应批评 ,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     

阮籍常人人格的过渡性特征及文化意蕴

以“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日常行为及诗文创作的研究，揭示阮籍极富个性的人格特征。与邺下文人的英雄人格和陶渊明的至人人格相比较，阮籍的人格属于常人人格。在将这种常人人格置于阮籍个人的人格发展和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中进行考察时，发现这种人格构筑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并由此而显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试论林语堂的人生哲学

林语堂以珍视和享受人生为核心的人生哲学,既不避世俗平民物欲,执著于现实,珍视现实生命,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又不忘文人的趣味和理想,与世俗拉开一段距离,追求自由,试图摆脱名利色权的束缚;追求美,将生活当做鉴赏的对象,企求一种闲逸、风雅、诙谐的生活情调,从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拉开了他与胡适、鲁迅甚至周作人的距离,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光彩。     

艺术与诗的守望——林语堂与海德格尔关于道家哲学思想的潜对话

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1895-1976)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不约而同地把现代哲学思考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而且都关注艺术和诗对西方技术世界的拯救作用,并希望藉此复归人类精神家园的栖息,反映出西方现代哲学的历史动向,孕育了中西哲学的潜对话.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基于林语堂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自小接受西学教育及影响的林语堂,在各种言论、著述中进行大量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展开文学研究工作,在时间上进行历时性、共时性的全面深入论 述,在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平行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影响研究。认为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不容忽视,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国学积累和对欧美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关系密切。     

林语堂先生的方言学研究

林语堂先生在方言研究领域做出了多项重要的研究,提出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对扬雄《方言》的研究,包括《方言》的价值,《方言》的年代、材料和地名,方言分区;方音与古音研究,包括方音是考订古音的工具,提出古有复辅音说以及《切韵》的性质;方言形成的原因;重视西洋传教士的方言研究成果;方言研究方法论;创制方言字母。     

论海德格尔的两个核心概念：“常人”和“本真性”

海德格尔指出常人表明为公众意见的"平均状态".作为常人被从他的本真的可能性的筹划中拉离出来,陷入到非本真存在的无根基状态之中.决心面对死亡之畏把此在从消散于世界的沉沦中唤回到他的最本真的能在.常人和本真性是海德格尔的两个核心概念,围绕这两个概念所作的此在分析对于当代西方社会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人性的坍圮和守望──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沈从文以湘西边地风俗和社会历史人生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南方地域文明的背景上,揭示了历史演进与人伦道德二律背反的永恒悖论,也为历史长河和人类生命神性的不竭长流作出了悲们而执著的注解。     

自由主义: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宏大广阔,人生理想则淡定从容,中庸平和。本文在综合理解林语堂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将视角定位于林语堂的"自由"理念,从他的思想、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及对待现实的心态三方面,来阐释自由主义在他心灵深处的渗透。     

红色经典中的时代英雄与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比较分析

文中从不同时代的美学追求和主题,社会主义英雄与平凡的普通人,艺术表现的继承与创新三方面比较分析了《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长篇巨著在时代、美学追求、典型塑造上的不同特点,揭示了路遥在艺术表现上对柳青的继承与创新。     

论普通群众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大众的理论。作为源于群众实践活动的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认知、认同,才会在新的实践中发挥理论武器之作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源于群众生活的、经过加工的理论“返还”给群众,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读阎连科的战争小说

阎连科可以称为军旅作家,多数写和平时期的军旅,探讨中国的农民性、国民性,纯写战争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作品侧重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描写他们的心理,代表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另一种思考.     

张九成忠君爱民的政治思想

张九成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同时他还是一位忠君爱民的政治家。他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利用一切机会为皇帝建言献策;在朝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张九成谨守孟子民本思想,勤政为民,关心群众的疾苦,深受百姓的爱戴。     

先秦秦汉的教民思想与实践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可为国家培养人才,改善吏治。先秦儒家最重视教育,并创立私学,对平民进行教育;汉代的地方官则通过官府的力量办学,使不少民众受到教育。先秦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