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骚”比较的可能与价值——读《风骚比较新论》

“风”“骚”能否进行比较，“风”“骚”比较的价值何在，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金坤副教授积二十年之功创作的《风骚比较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新论》）对这两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和切合实际的回答。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版眼：破解《西游记》版本承传演变之秘的钥匙——《〈西游记〉版本史》稿之一

《西游记》古版本中某些颇具特异性的文字,可称之为“版眼”。“版眼”的妥善选定和正确运用,在分析和推断《西游记》版本的承传演变问题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对明版早期3部《西游记》的承传演变关系和《西游证道书》是清代诸版本之“祖本”两题的论述,借以证明“版眼”是破解《西游记》版本承传演变之秘的钥匙。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骗子本生”与莫里哀的《伪君子》

就“骗子本生”与莫里哀的《伪君子》的基本内容与艺术构思形式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承传关系。由这种历史承传关系出发，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该剧的构思一开始就是完整的。１６４４年上演的三幕本《答尔丢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是《伪君子》一剧的前三幕，从而使该剧的版本问题这桩无头公案得到了较为完满的解决。答尔丢夫这一著名的类型化的文学典型的成功铸就，固然离不开西方风俗喜剧定型化传统的薰陶，更离不开古印度“概念的人物化”的重要影响。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文心雕龙·辨骚》“奇正转换”论——《文心雕龙·辨骚》“奇正华实”说补论

文章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的“奇正华实”说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加以补论。其一，补充介绍齐梁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状况，由此考察孙子《兵法》在当时产生的文学影响，以及《兵法》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其二，在上一个层次的基础上，补充说明并论证“奇正转换”论是对作为艺术张力控制论的“奇正华实”说的补充。其三，刘勰引兵入文的“奇正”思想的影响。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间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我认为刘勰之道的内涵有二：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这种观念贯穿于“文之枢纽”《在圣》、《宗经》、《正纬》、《辨骚》诸篇之中,同时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由此可见,刘勰之道既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又是其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     

《管子》体系研究综述

历代学者对《管子》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中，清代之前的学者们主要就文献的作者、义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到了清代，学者们则偏重于《管子》的文献考证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代之后的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管子》全书体系的研究中。在此期间，有部分学者将《管子》归人稷下学宫的论文集或零散的档案编纂，也有学者指出《管子》全书存在一个鲜明的中心主体，所有的篇章围绕“道”而展开。文章对前代学者在《管子》流传和体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了简要总结，着重探讨“道”对《管子》全书的纲领意义，以期对《管子》体系研究有所积累和推进。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风》《骚》“弃妇情结”发微——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物我谐和的唐诗生态世界

唐代诗人由于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和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物我谐和的空前地步，其主要表现在六大方面，即以物为友、颂物以关、感物惠德、托物言志、悲物悯人和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