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名列三甲”并非指“前三名”

用“名列三甲”表示“位居前三位”,常见诸报刊。然而,这种比附其实是错误的。用“三甲”排名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明、清时期参加中央级考试(先会试后殿试)的各省举人考中进士后被列为“甲榜”,未考中的举人被列为“乙榜”。由此便引出了“甲等”“、甲科”等概念。“甲”乃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科举与文学”专题探讨

●主持人话语: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胡适:《胡适文集》第十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巧妙的自我介绍

明代,广西三江县一位士子进京会试时得中进士,这在科举时代是最荣耀的,也是一县之荣。新科进士还乡时,知县特地设宴祝贺,邀请了进士的老师和学官、乡绅等人陪同。席间,众人频频向进士祝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

清代的会试中额,就是准备取中进士的数额。从会试中额到最终登科进士数额之间,先后有四个数字出现,即会试中额、会试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人数、登科进士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数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士子本身的原因,以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往往会使每两个相邻数字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或增或减,最终使登科进士的人数与原定中额不一。从制度层面研究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考证、统计进士人数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传统考试文化在当代传承发展的原因与启示--以自学考试为中心

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考试文化,在当代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本文以自学考试对传统考试文化继承发展为例证,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驱动、考试文化自身的接力扩展、民族恋考心理的影响以及科技发展提供发展基础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考试文化在当代传承和发展的原因,并得出建设当代考试文化的有益启示.     

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

唐朝设立制科,科名繁多,以招揽非常之才,曾极盛一代。宋朝也置制科,却时置时罢,科名很少,又增加进卷、阁试,阁试所考六论专在记诵,而考题又刁钻古怪,故意艰难其选,在制度上变尽唐旧,结果极衰,至南宋已名存实亡。盛衰之间,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对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考试模式改革的思考

军事理论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我国面临新国防安全环境,进行国防后备力量储备的重要方式,对拓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考试是教学工作的最终环节,用来检测教学过程的有效性、测试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我国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的考核手段大都以笔试测验为主,这种简单的考核方法与大学生军事课教学目的不相符,并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新军事变革及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在论述军事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基础上,指出现行军事理论课考核方法的弊端。根据考试改革应贯彻的原则,提出了军事理论课考核可以采取的几点措施。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多士盈庭——元代会试的实施过程

会试是元朝科举的第二场考试,届时有大约三百通过乡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出发,前往大都参加考试。举人出发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特别是筹备赴考经费。举人到达大都以后,一般租住在丽正门外,或准备考试,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正月十五日以后,会试考试程序开始启动,二月初一日开始在大都南中书省东侧的至公堂考试。会试考官一般由中书省、翰林国史院、礼部等部门文职官员组成,考场分八个区,考试实行锁院、糊名、誊录等程序。由于会试直接关系到考生科举的成败,发榜以后有时会出现争执。元朝至正初年以后开始实行对落第举人任命学官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率低造成的矛盾。     

浅析大学英语中虚拟语气的考题类型

虚拟语气是大学英语考试中学生容易失分的一种语法结构 ,本文通过综合分析近几年CET - 4考试中有关虚拟语气的试题 ,归纳出大学英语考试中表示虚拟意义的语法手段常见的七种类型 ,旨在帮助学生突破虚拟语气这个难点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唐代明经科与进士科的位相:制度上和社会认识之间的乖离

唐代的明经科是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化而形成的科举制度中比进士科更占优势的科目,但处于当时以士人为中心的社会认识中反而不如进士科重要。这种制度和社会评价之间的拮抗过程使明经科的实质重要性渐渐下降,直至北宋中期科举制度变成进士科这一单一科目。通过对比进士科和明经科反映出的这些现象表明,在国家权力和士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力学关系中,士人所起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令人瞩目。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科举,它不仅是以国家选拔官员为主的政治制度,其中还包含着士人所主导的社会、文化性因素和影响。     

对加强高校考试管理的若干思考

高校考试管理的质量与教学质量休戚相关。只有认识到加强考试管理的重要意义,并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找出症结所在,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真正提高考试管理水平。     

高中化学新旧版教材中物理化学内容分析

对人教版新版高中必修1《化学》及选修4《化学反应原理》和旧版高中化学一、二、三册中涉及的物理化学知识，从教材内容的组织安排及深度、广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2008江苏高考说明》对2008年高考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