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尽管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韩愈、柳宗元在中唐时期倡导的古文运动,为中国散文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它的兴起,与进士科举密不可分,进士集团或阶层构成了古文运动勃兴的坚实基础。韩愈策略地利用科举行卷来倡导古文,改革弊政,是符合当时历史趋势和文化实际的。古文运动虽在晚唐五代时走向衰落,但并未绝响,它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明代宗科进士辑考

明代宗室进士登科,始于天启二年(1622).天启、崇祯两朝共有13名进士.他们是天启二年壬戌科的晋藩朱慎(鉴),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的宁藩朱统鉓,崇祯七年甲戌科的宁藩朱统銍和蜀藩朱奉(金伊),崇祯十年丁丑科的宁藩朱统鐼和代藩朱充(鲰),崇祯十三年庚辰科的宁藩朱统鉟和周藩朱在(卶)、朱朝(圭),崇祯十六年癸未科的代藩朱廷壻、朱鼎(泸)和宁藩朱议汴、朱统(銄).     

清代会试中额与登科进士人数之关系

清代的会试中额,就是准备取中进士的数额。从会试中额到最终登科进士数额之间,先后有四个数字出现,即会试中额、会试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人数、登科进士的人数。在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数字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士子本身的原因,以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往往会使每两个相邻数字之间发生一些变化,或增或减,最终使登科进士的人数与原定中额不一。从制度层面研究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考证、统计进士人数时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唐前期进士科状元考辨

本文逐一考证唐代前期孙伏伽、颜康成、宋守节、弓嗣初、许旦、吴师道和姚仲豫等七位进士科状元的史料来源与身份真伪 ,澄清了《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１５％；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科举考试与汉字文化——兼析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原因

科举考试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深受汉字文化影响.科举考试的汉字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考试科目、取士标准、考试文体和考试影响四方面.科举制度具有平民精神,它对于中国古代汉字教育的规范化与普及化、古代诗赋与音韵学的发展以及书画艺术的演变.均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进士科长期延续、一枝独秀,是与汉字文化的观念、特点、内容及功能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

唐朝设立制科,科名繁多,以招揽非常之才,曾极盛一代。宋朝也置制科,却时置时罢,科名很少,又增加进卷、阁试,阁试所考六论专在记诵,而考题又刁钻古怪,故意艰难其选,在制度上变尽唐旧,结果极衰,至南宋已名存实亡。盛衰之间,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辨析

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