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明前期统治政策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戏曲发展总是与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明代戏曲发展也是如此。通过对明代前期的统治政策对明前期及其后戏曲发展影响的分析，找出明前期禁戏政策、科举制度、独尊程朱理学、纵容藩王沉迷声乐、禁官僚狎妓等一系列政策与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空白、藩王戏曲家的出现、戏曲文人化、娈童妆旦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戏曲的发展。     

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

明初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 ,轮番采取“通”与“禁”的政策 ,使宁波海外贸易曲折发展。明中叶以后 ,政府又实施“海禁”、“限制私人贸易”的政策 ,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权力 ,放纵私人贸易 ,甚至出现与商人权钱交易的现象 ,从而使民间贸易快速发展。     

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论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的原因

明朝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患”日益猖撅，究其原因，乃明政府实行极端的海禁政策所致，即“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隆庆元年，稍宽海禁，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证实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的道理。     

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

倭寇侵扰始终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一直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倭寇猖獗、为患酷烈的时期。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基本成员乃至首领都是中国人,真倭即日本人极少,又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由此推论出:嘉靖“倭患”是由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工作者。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明代宗室政策初探

明代宗室政策,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汉晋宗藩“裂土临民”,俨然独立国家。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赖之”,“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有明以汉晋唐宋为鉴,对前代宗室政策的内容有扬有弃,形成独自的特色。明代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几方面内容。随着年代的推移,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的变化,宗室政     

明代回族商业的发展

明代,在全国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推动下,由于明朝廷对回族的政策与元代有所不同,故回族商业比起元代来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从经营的兴盛一时的民间海上贸易衰落了,回族商业的经营形式,已从经营贩销国外的香料、珠宝等国际贸易,转移到经销国内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国内商业上。因为到了明代,朝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实行海禁,并且对回族实行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所以回     

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

明初虽然实行“禁海”政策，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福建沿海一带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权雏形的“海商——军事复合体”。由此，在民间形成一种“海中以富为尊”的社会风气，并孕育了海权思想的萌芽。地方官府则对严厉的禁海政策作了新的思考，主张开海贸易，既利民生，又弭寇患。而郑氏海商集团提出“通洋裕国”论，力主“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整个民间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第一步

澳门在明代仅是珠江口外的一个泊口。16世纪初,葡萄牙海盗商船占领屯门,侵扰了中国南海,破坏了中外的正常贸易。中国人民通过艰苦斗争,将入侵者逐出了国门。此后,明政府宣布广东实行海禁。这个禁令主要是针对葡萄牙人,但使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也大受影响。广东贸易市场顿时显得十分萧条。 中国古代称外国商船为市舶,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称市舶司。由于广东的海禁政策,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厉行海禁,并定为基本国策。海禁从其本意来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南滨海居民)的,“以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与此同时,也极力限制乃至阻止海外客商进入中国贸易,亦海禁之义。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明初的海禁政策。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作为当时国家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充当着对外交往的主要媒介。然而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并不能满足民间对贸易的需求,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私人贸易兴盛起来。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对外政策的变化

明洪武、永乐时期，对外政策由前者的闭关自守、严厉海禁，变化为后者的对外交往积极主动并宽驰“海禁”。两者相比较，存有明显的不同。显然，明成祖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较之朱元津时期实行的对外闭关自守政策目光远大，合乎历史潮流。但不可据此简单地走下褒贬，应特别注意时期特点的影响。一、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对外闭关自守明初，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尚盘踞沿海岛屿，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拉拢一些人培植党羽，一方面勾结海寇组织武装力量，待机卷土重来，加之沿海倭寇海盗为患，致使“海疆不靖”。因此，在沿海地区对外实行…     

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隆庆初年,明朝于福建海澄月港局部开放海禁,允许海商告给文引出洋兴贩,标志着明代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从“非法”转为“合法”的活动。然而,明朝在这一时期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以及其对民间海商所采取的种种限制和迫害,依然极大地阻碍着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本文拟考察和分析明代隆、万年间在明朝饷税贸易制度限制之下的民间海商,如何由商转寇以及其活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起于唐,兴于宋,明继其后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安边之策”。只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比,明代的茶马贸易已转到藏族地区为主了。这是由于明代“踵元之后”继续对藏族地区进行经营和治理,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应统治阶级安定边疆的政策需要,密切汉、藏两族的友好往来、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终明一代确实发挥了上述的重要作用。本文仅就川、陕地区在明代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作粗浅的论述。     

地理大发现与中国海洋观的演变

十五六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而适逢其时的明代统治者却在张弛交替的“禁海”过程中,逐步从海洋上退缩。严厉的“禁海“政策不仅使民间海外贸易沦为非法而逼商为“寇”,而且扭曲了原本正常发展的海洋观念,助长了封建统治者的虚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