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与新变

杜甫诗歌影响深远,其苦吟的创作方法、清新的诗风以及对七言律诗的探索精神都为贾岛所接受;而贾岛苦吟的创作方式提升了诗歌对于生命的价值,其清奇诗风丰富了唐诗的美学形式,其五律变体诗的创制在五律的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     

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考察

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色并非特别显著,其诗歌的艺术个性体现为继承唐诗传统的典雅、宛畅、优美、蕴藉的审美特征,在保留传统唐诗诗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他对唐诗传统审美特征的继承有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的诗歌独具内在气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使其诗和其他标举“雅正”的诗歌有了显著的区别,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质。     

魏晋浮竞世风与诗歌新变

“浮竞”风尚促使魏晋诗坛形成了以“丽藻”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促使诗坛“求丽”的倾向持续流行,并最终在西晋时期形成“繁缛”的特征。伴随这一过程,魏晋诗坛展现出三点新变：第一,“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促使诗歌日渐靡丽;第二,形成“先辞后情”的审美标准,“为文造情”现象突出;第三,文人乐府诗的格调得到提升,并实现了“化俗为雅”的转变。     

甲午战争与西学东渐

从明朝开始西学已经在逐渐渗入中国,但是甲午战争对于西学东渐历程有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西学东渐的内容、方式、传播者等等方面的比较,来探讨甲午战争与西学东渐的关系.     

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后世影响

屈原的爱国思想是最执著的、最具影响力的。屈原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民,忠心辅佐楚王振兴楚国,以及楚国处于危机时,决不离弃的情怀。屈原执著的爱国思想渗透在他的诗歌中,从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悟到屈原博大深厚的爱国思想。屈原至死不悔的爱国思想不断激励和鼓舞着后人的爱国情怀。     

清流派与甲午战争

清流派与甲午战争@张登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中日甲午战争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问题之一,日本主张依据国际法"无主之地、先行为主"原则,拥有钓鱼岛主权,实际上日本是通过甲午战争手段获得钓鱼岛。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日本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实现对钓鱼岛所谓"所有权"。通过战争手段获得领土,在国际法上属于非法获得。日本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真实目的就是一方面限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窃取以钓鱼岛为核心的巨大经济利益。     

“落华就实，直造简远”——论黄庭坚宜州之贬诗作的艺术新变

论及黄庭坚的诗歌,前人多以“生新瘦硬”“奇崛拗峭”概之,然这种诗歌风貌主要展现在其前期诗歌创作中。宜州之贬乃黄庭坚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在党争文学这一大背景影响下,此时期的黄庭坚在思想及艺术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意欲走上“平淡自然”“无意与诗”的诗学道路。这种诗学走向使其在章法结构、句法字法、使事用典等方面更为注重外在形式的平易与深层内蕴精到的统一。其诗风亦随着艺术技巧的不断深化而发生转变,追求自然高妙、返璞归真的圆熟之境,并在创作上表现出平淡简放、温柔敦厚及旷达劲健之态。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甲午战争利润与日本现代化

甲午战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和<通商行船条约>,强占台湾省、攫取巨额战争赔款、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将朝鲜变成其殖民地,攫取了一系列侵略权益.快速积聚了巨额资本.利用战争赔款加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大大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其政治经济力量也随之迅速膨胀.为进一步对外扩张、掠夺财富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对华战争的利润对于日本现代化的顺利开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与英日同盟的建立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东亚局势日趋复杂、紧张。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机,如何依托现有的国力,在列强间合纵连横,为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营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事关国运的大事。然而,甲午一战后,中日两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日本日强、中国日弱,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现代打油诗的文体新变

现代打油诗对传统打油诗既有传承也有新变,其文体上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通俗而不低俗、诙谐而不油滑、真诚而又豁达等三个方面.作为一种通俗的文学样式,现代打油诗摈弃了传统打油诗的低俗内容、诙谐幽默的同时又能够谑而不虐.现代人抒写真性情、表现大胸襟的打油诗写作提升了这一文体的艺术品格.     

"新变"与"通变"

汉魏六朝是文学批评的兴盛时期."新变"和"通变"是当时两种肯定文学发展变化的观点.承认变化、重情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在对待传统教化礼义的态度和情感内涵等方面又有差异.     

范成大六言诗的新变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六言诗存世105首,在六言诗的整个发展史中地位突出、引人关注,而最有价值的就是范成大对六言诗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和创新:题材的选择上开始关注爱国、民生、风土节序等内容;艺术表现上大胆采用俗事俗语入诗,且用典于俗;对次韵和首句入韵进行有意规避。范成大的这些创新之举,成功拓宽了六言诗的表现空间、提高了艺术质量,成功树立起了六言诗新的审美范式。     

论唐代格法理论的新变

唐人声律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是将永明声律的“四声”、“八病”简化,使之不再繁琐苛细,免于触处犯禁、动辄得咎。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与新变:四声的二元化,粘对规则的确立,对偶说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唐人很好地将格律形式和诗歌风格、情感抒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唐代诗歌艺术走向顶峰。     

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

中国当代煤矿诗歌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体制的建构密切相关,出现了早期的煤矿诗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煤矿诗人,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延续了此前煤矿诗歌的精神,也展现出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诗歌内容来看,刘玉龙的煤矿诗歌创作,在诗情和诗意上,主要从现实角度深入挖掘特殊的意象和场景,以诚挚而深厚的情感再现煤矿。而从诗歌形式来看,刘玉龙尝试以跳跃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及诗歌抒情主体的多样化等层面进行探索,力求将诗歌的形式与诗歌的情绪、诗歌再现的对象融为一体,从而以诗歌建构起丰富多彩的煤矿世界。     

南朝拟古诗的新变

南朝时期,拟古诗创作非常兴盛,并且发生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江淹的突破、"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倾向、古意诗的发展与军旅边塞诗的出现。这些新变促使诗歌的艺术格局日趋成熟,也扩大了拟古诗的内涵和承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先锋：自序曲之后——论林莽诗歌创作的艺术自觉

林莽的诗歌创作始于“白洋淀”时期,从起步期开始,他的创作便体现出“诗画相通”的艺术特色,包括在日后成熟期的创作中,与美术构思深深相通的画面美都一直是林莽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林莽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启蒙,创作上对现代主义有所吸收。八十年代中期,林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革命”,捕捉绵密、细微的日常生活之美,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尽管如此,人们对林莽的印象却仍大多停留在白洋淀时期,对林莽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自觉”问题不够重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完整地考察林莽的艺术自觉,有助于使研究者注意到文学史研究的局限性,对于反思先锋诗歌的艺术追求和社会激进思潮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