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主要有面试、现场操作、帖经、问义、试策、试诗赋、试杂文等.礼部常科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评价标准的演变大抵经历了重时务策、重杂文、重诗赋、重经史策的过程,而吏部选试的评价标准大抵经历了重书判、重词华、重荐举、重经史的过程.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命题误区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信度通常低于标准值,原因之一就是考试命题存在一些偏差,影响了考生的发挥和考官的评判,降低了考试的科学性.大学英语口语测试,应当明确命题原则,选择合适的话题,并完善评估机制,使测试充分反映口语交际的本质特征.     

英语配对口试中考生的语言身份构建研究

口语测试及其社会性1.口语测试的分类口语测试是最直接反映考生语言交际能力的一种测试,属于做事测试,形式多样,主要为半直接(考生根据要求录音、考官根据录音评分)、直接(面试)两种。目前最常见的是面试:一名考官面对一名考生的一对一形式、两名考官面对两名考生的配对形式(paired format)或两名考官面对两名以上考生的小组形式(groupformat)。近十年来,受二语习得理论发展以及课堂教学实践理论影响,配对(或配组)口语测试作为测试语言交际能力的最直接形式越来越被广泛采用。配对(或配组)口语测试中两名考官承担不同任务:一名考官按照考试要求向考生提问,引导考生完成考试任务并对照口试评分量表对考生的各项口语能力进行评估;另一名考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述论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以考生回避考官为主,考官回避考生为辅。在各类别头试制度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考生回避考官制度。宋廷在实行省试别头试之初,回避考官的考生仅限于知贡举官亲戚,至南宋孝宗时期回避的范围由内帘官亲戚、门客考生扩大到外帘官亲戚、门客考生。开封府、国子监发解试考官的亲戚考生须参加别头试。诸州发解试考官的亲属、门客考生须参加转运司别头试。四川类省试内帘官与外帘官的亲嫌考生都要参加别头试。考官回避考生,主要表现为考官回避亲属和回避籍贯。北宋时期考官回避亲属的现象较少,至南宋考官回避亲属开始形成制度,并且要求发解试考官回避其籍贯。宋代在省试、牒试和殿试中运用科举回避制度,依法惩处违规考官和考生。总之,宋代科举回避制度具有回避对象双向性和回避范围扩大化的特点,对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

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     

汉语语音客观性测试命题研究

我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典型的输出性的汉语语音主观性测试,就考生的实际发音进行评判,考查语音的方式非常直接,但评分难度也相对增加.而多项选择题这一客观性测试手段由于对语音测量的方式是间接的,因此在评分高信度的同时也具有先天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命题能够最大程度地测查出考生汉语语音习得的整体水平和薄弱环节,最大限度地提高语音测试题的效度,就成为试题命制的基本出发点.整个命题过程就是围绕这一出发点,进行测试点的整体规划和具体设计.这其中,测试点的整体规划至关重要,决定着语音测试的内容效度;而测试点的具体设计则主要通过题干、答案、选项等的编制来体现.     

国外公务员考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有关国家公务员的考录制度也日趋完善。然而 ,由于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实践历时较短 ,相对国外一些较成熟的考录制度 ,仍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借鉴国外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经验 ,对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开化、考录人员层次化、考试内容综合化、面试程序科学化、考官组成多元化及录用形式多样化均有裨益     

考试文化功能的形成、释放与完善

考试的文化功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条件下,通过考试与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考试文化功能的强弱受制于文化传统及文化发展水平,其释放是通过人的途径来进行的.当今我国考试文化功能的释放存在弱化和窄化的倾向.完善考试的文化功能须从建立动态更新的考试内容体系、确立科学的考试标准、加强考试文化环境的矫饰、提高考试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进行.     

新时期国家教育考试安全问题及其对策

新时期国家教育考试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考前试题失(泄)密行为时有发生;考中考生舞弊行为较为猖獗;考后通过不法途径篡改考生数据信息;考试过程中各种突发事件不断.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考生投机取巧心理影响,社会诚信环境影响,考试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考试管理部门内部工作失序,考试功能发生异化.提出了积极应对的措施.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

盛唐迄五代,省试落第的乡贡进士携"书题"、书启、卷轴、家状等,向京兆府以外的州府行卷并免试取解的现象,称为"拔解"。"拔解"没有身份限制,却有明显的等级烙印;不合法,却公开而流行。其存废与当时贡举制度的不完备、社会重进士的风尚、诗赋取士局面的形成、京兆进士的特殊地位、一年一试的选拔频率等不无关系。     

“三个有利于”的实践辩证法

“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一种言行是否有价值,最根本的是要看其实践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任何人的认识和实践水平都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且主观与客观因素往往是互相作用的,现象与本质又常常难以分清。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价值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任何一项实践活动有无社会价值或社会价值大小,依赖于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的主观判断或认识水平和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活动的价值总是首先潜在于主观认识之中的。因此,在对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把握上就有一个主观性问题。但是,这些带有主观性特征的因素,最终必须在与他人的客观关系中才能获得认同。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又是客观的,普遍的。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既不排斥主观性,也不排斥客观性,而是把主观     

对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技术考核内容改革的思考

根据当前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考试评价体系存在的弊端,对体操课程技术考试内容及标准、学生的体操运动能力与其素质的差异性与如何构建新的体操技术考试方法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开放体操课程的技术考试内容,并对体操课程技术考试规定动作的编排原则,单个动作的分值等体操课程技术考试内容与方法的设计方案提出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