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的博弈分析

“乡政村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博弈分析，找到一条道路。使二者能够实现良性对接。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社"

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十大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费税改革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

“结构-过程”是中国政治分析的新范式。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整合性省察有助于对其变迁历程与演进前景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中国乡-村关系演进是结构与过程彼此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与乡村治理体制结构改革,在现实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乡-村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动态探索与渐进调适三个阶段。其中在初步形成阶段,中国乡-村关系主要表征为行政命令型,而在动态探索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界,中国乡-村关系实现了从利益诱导到情感运作的逻辑转变。基于全新的时代特征,在渐进调适环节,新一轮结构与过程的互动促使合作逻辑下信任均衡型乡-村关系日益生成,并因其遵循乡-村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了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及若干对策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大奇观,以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为基本内容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关系失调,它引发了一系列矛盾,阻碍了农村和谐社会的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家庭、村庄与国家：妇女治村生成机理的三维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农村妇女迈向村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体制内精英的重要组成。沿循“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研究思路对华北F村妇女治村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妇女治村的生成源自三维结构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既发端于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妇女家庭地位提升,又形成于村庄在应对社会流动和公共性流失时的内部调适过程,还受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乡镇政府目标任务变化的双重影响。妇女治村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可行之途。各地可以引导更多农村优秀女性加入到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中,也须保障妇女治村的良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