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陈云关心肯定西路军

邓小平、陈云关心肯定西路军●汉河作为当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和３０军政委的李先念，晚年仍十分关心西路军问题，于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５日写下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附有当年西路军与中央和军委往来的５０多份电报。在这份长达７０００字的《说明》...     

西路军与党中央往来电文小考

西路军与党中央的往来电文,是研究西路军问题最宝贵最有权威性的文献资料,以往只在某些论文或大事记中见到片言只语,这就很难断定是否断章取义,各执一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悲壮的征程》一书,首次全文公布了有关的61份电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贡献。然而,当我将公布的电文与我手头保存的部分电文对照时,却发现编者还是略去了一些电文,仅与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几个问题的说明·附件》中的52份电报对照,就少13份。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对全面、深入、准确地研究西路军问题,仍带来一定的限制。也许编者认为删去的电文内容无关紧要或与入书电文有某些内容上的重复。其实,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每一份电报,对全面了解和研究西路军都是有用的,即是内容有某些重复的电报也有用。它至少能说明对某一问题是再三强调过,或充分协商     

西路军为何没有“二局”?

西路军司令部下设一、二、三、四局,分别负责作战、技术侦察、通讯和后勤保障。这是一般的西路军研究者都知道的。但是,在有关西路军的各种组织序列表中,却没有二局。这是为什么?1991年11月11日下午我就此访问了曾任西路军司令部三局破译科科长的吕黎平,他的回答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后,二局没有随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所以后来组成西路军后也就没有二局。西路军三局局长宋侃夫的说法与吕黎平完全一致:“(1936年11月17日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三局副局长)谈话。由于二局没有渡过(黄)河来,首长要我们兼作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才答应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可译出敌台电报80%。”(引自《红军的耳目与神经》第243页) 至此,西路军没有“二局”的原因已十分清楚。     

李先念对西路军问题的独特贡献

李先念对西路军问题的独特贡献●汉河李先念曾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３０军政委。他对西路军问题的独特贡献,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年他对西路军的贡献。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的回忆,李先念曾对西路军滞留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进不退提出过不同意...     

西路军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见解

在西路军评价之肯定与否定的分歧中,陈铁健发表了《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一文见(《历研究》1987年第2期),“为肯定西路军者更赞一辞”。他首先引用大量的电报和文     

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在祁连山中的黎圆口和石窝一带失败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余部分路游击,李先念、李卓然等率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人称西路军左支队,沿祁连山腹地向西游击,经四十余天极其艰苦的行军作战,于四月底进抵甘肃、新疆的星星峡。西路军左支队蓟达新疆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历来众说不一,最常见的说法有二:一说八百余人。这一说法最早见于程世才所著《悲壮的历程》一书。一说四百余人,这是几年前我访问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一研究西路军者所得到的回答。根据是当年在星星峡为西路部左支队发过军装的盛世才旧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

1978年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引文不另注)一文中,主张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鸣。1980年两位作者又发表了《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引文不另注),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观点。为使讨论深入一步,仅就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商榷。     

西路军西征是党中央的战略布署

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西路军和张国涛的错误路线挂在一起.1986年,徐向前元师新著《历史的回顾》问世后,恢复了历史的本束面目.《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西路军西征是奉党中央命令的文章教导.1988年8月17日,《青海日报》又发表了张国声的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永放光芒》一文,对党中央当时的布署作了较具体的阐述.1936年6月29     

“幻影”与现实——答刘波同志

<正> 本文只是对《一个心造的幻影》所提的批评作一点申辩,无非是想说明以“幻影”一词,轻轻盖过高于说的问题是不妥当的。刘波同志既断言于“心造”,本文不得不在《再谈》之外,再补充引证一些材料,这次具体材料仅限于刘波同志自己的两篇文章,除《幻影》外,还有他批评吕正操的文章:《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简称《关系》,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是作者为同一问题进行争鸣的,其中《关系》一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材料,以此回答刘波同志固然相宜,而大家借此亦可略见一斑。为避免文字方面的纠缠,本文重点将放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庄子》与齐——对《庄子》文化归属的再思考

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发表后,承蒙刘绍瑾先生关注,他在１９９７年第１１期的《学术研究》上对拙文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再谈《庄子》的文化归属问题拙文《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一文的写作,是缘于对不少文章将老...     

西路军攻占临泽、高台时间考

红5军在临泽、高台二地的战斗在西路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军何时攻占这两座县城?多数意见认为攻克临泽是1936年12月30日;攻克高台是1937年1月1日,据此说者主要有:高台烈士陵园编《红五军攻占高台简介》:1936年12月30日,5军进入临泽县城(原抚彝县),“一九三七年元旦拂晓,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四十五两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个骑兵连共三十余人,一举攻克高台”。《红五军高台战役的经过及其历史教训》(见《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81年第1期徐宪章先生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的亲自率领下,从山丹出发,经过五天的行军,于三十日进入临泽。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共三干多人,朝着通往新疆的咽喉——高台,急速前进”,“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拂晓,红五军主力部队到达高台,立即将城池包围……守城的保安队和民团在红五军的强大攻势下,主动开放了城门”。     

红西路军研究述评

西路军问题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者们逐渐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主要从西路军形成的原因、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功过等四个方面,对近三十年西路军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综述,并适当作以评价,以期待西路军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也谈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

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对新编《辞海》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辞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纠正了何新同志对形而上学看法上的缺点,但回避了新编《辞海》这两个辞目的不足之处。这里,我也想就形而上学的概念,谈两点看法。(一)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所当然地说,它是研究灵魂、上帝、自     

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上)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三十多年来成绩显著,也存在明显的缺憾.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要人物研究;二是一般人物研究.重要人物主要指对西路军的行动和营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军级干部及成绩显著的营救人员;一般人物包括师团级干部及其以下的各级指战员、流落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也涉及极少的有变节行为者.     

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下)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三十多年来成绩显著,也存在明显的缺憾.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要人物研究;二是一般人物研究.重要人物主要指对西路军的行动和营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军级干部及成绩显著的营救人员;一般人物包括师团级干部及其以下的各级指战员、流落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也涉及极少的有变节行为者.     

也谈艺术的情感本质

1981年第3期《文史哲》发表了周来祥等四位同志关于艺术与情感问题的文章。《编者的话》说:这“四位同志的文章,谈的都是有关艺术与情感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文艺学中涉及范围很广,很重要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注意研究不够”。我们完全同意这     

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影响

<正> 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春,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以下简称西路军)两万余人在河西走廊的殊死战斗和悲壮失败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但是,在党史研究中,对这一重大事件却极少有人探讨,党史论著中也很少提及。致使许多人,包括党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对此事知之甚少,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更不知究竟。现就我们调查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对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就教于对此事有所了解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和革命前辈。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介绍《论老子》

车载同志著《论老子》一书,收集了六篇关于论老子思想的文章。前三篇(“论老子书的道法自然”、“论老子书的道与物”、“论老子书的观妙与观侥”)写于1957年,重点在于说明老子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也兼谈老子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后三篇写于1938年,重点在于说明老子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尽管这六篇文章写于两个不同的时期,1938年所写的论文又并没有着重地明确讨论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问题,但从这些文章中反映出     

和唐弢同志商讨两个问题

一九七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唐弢同志《谈“诗美”》这篇文章。本人对于美学是门外汉,的确没有发言的资格,不过在《谈“诗美”》这篇文章中,有两个问题,我不同意唐弢同志的意见,提出来和唐弢同志商讨。第一个问题:《谈“诗美”》说。记得过去读相传为沈约《四声谱》里所说的“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心里想:既辨四声,又主调节,大概真的是为赋诗作文而写的吧,但和歌唱的音韵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