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大夫与旅游资源开发

在游风盛行的晚明时代,晚明士大夫同时具有旅游者与旅游资源开发者的双重身份,他们根据自身在旅游过程中的休闲需要与审美需要形成了关于旅游资源开发的意识,并以直接参与开发,或者通过捐纳金钱及撰写募捐疏文等间接参与开发等方式进行了许多旅游资源开发实践.晚明士大夫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容包括修复旧有景观与开辟新的景观等.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旅游资源开发行为,都体现了晚明士大夫关于旅游资源开发的休闲意识和审美意识.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明士大夫与旅游资源评价

晚明时代旅游风气兴盛.晚明士大夫作为这一时期旅游活动的主体,在积累了丰富的旅游审美经验的同时也总结提出了他们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晚明士大夫的旅游资源评价观点主要是建立在旅游审美基础上的,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旅游资源本身价值的评价与对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的评价.晚明士大夫意识到了旅游审美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在提出这一旅游资源评价观点的同时,也强调了不同的旅游审美观在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的形成中所具有的影响意义.     

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时期,骈文复苏,究其原因,大致有四：王学鼓荡下的尚情思潮、抗俗崇雅的艺术追求、六朝文派的流衍与八股文的通行。在艺术上,晚明骈文作了不少创新,一是将文体扩展至年谱、清言,其次是表达更为自由,三是风格的多样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骈文在晚明时期的复苏,极大地维护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意味着对已瓦解的美文传统的重建;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表明了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与弘扬士大夫雅文化。     

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晚明专制统治出现一定的松动,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双向互动,世态民心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社会主流文化发生嬗变,新思想从旧体制中潜滋暗长。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科举制官僚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科举社会的成熟发展,塑造了主导社会文化的文人阶层,看透科举官场病态角逐的知识分子,动摇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内部思想震荡溢出传统政治秩序的藩篱。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使科举制下知识人群体的主体意识觉醒,营造出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舆论场域,在社会诸多层面形成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叛离。伴随西学东渐的影响,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早期政治伦理启蒙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客观上助推了晚明社会政治的变局。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

陈继儒是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调合狂放恣肆与隐居自适、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从而建构了一种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他不弃世不厌世,冷眼与热肠相互为用。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主义精神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本所在,在晚明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他所编纂出版的小品风靡于世,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者,也造就了他山林领袖的地位。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封建社会末世的名士风度。     

论袁宏道思想的自我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晚明文学革新的主将袁宏道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他思想的自我转变,主要是受制于他禅学趣向的转移以及生命态度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恶化.由于袁宏道在晚明学界和文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的思想变迁就显现出很充分的文化意义,成为我们考察晚明文人士大夫思想和生活的典型个案.     

晚明江南文士饮食生活研究——以董小宛为历史个案

《影梅庵忆语》是晚明江南名士冒襄追忆宠妾名妓董小宛的著名作品,作品详细记录了二人在江苏如皋水绘园内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生活,其重蔬食、主清淡、尚本味、崇养生的饮食思想和艺术化的烹饪饮食活动,成为晚明江南文人士大夫日常饮食生活的范本与时尚。     

求仙与隐逸——神仙道教文化对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隐逸现象是波及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时出现的神仙道教也深刻影响着古代文士们隐逸山林的思想和情趣。求仙访道是为了长生成仙,山林隐逸是为了避世求全,二者终极目的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上许多道士即为隐士,而许多隐士同时就是道士。求仙使隐居生活更加充实、丰富,使隐居行为更富神秘色彩、更加超逸,也使隐居者的人生更趋诗化。而隐居山林也是修道成仙的重要途径,也成就着士大夫们的求道修仙之梦,让他们在清幽的隐居生活中享受到了仙界的自由与超越。     

晚明墓碑文中的知识女性

从晚明墓碑文献中挖掘出大量的女性生活史料,藉此可以考察晚明知识女性的发展生态以及性别文化在晚明的异动信息:一、晚明墓碑文显示了经由文人家庭家族而实现的女性教育及其复杂生态,知识男性因父女、夫妻甚至公媳关系而实行着家庭生活中的女性教育,由此出现的知识女性随之改变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存在意义,进而促进了性别文化在晚明的观念异动;二、晚明墓碑文规模化呈现了晚明知识女性才学识多元发展的人文景观,知识女性在才学识多个层面展现了自己的风采;三、晚明墓碑文也客观描述了女性教育的妇德旨归,即令是在男性世界崇尚博学的文化思潮中,知识女性也只是才艺易受追捧而学识不受重视,显示了男性话语的固有立场,知识女性仍无出路。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盛唐士大夫追求的是“冠冕巢由”式的半官半隐的生活。盛唐士大夫普遍拥有田庄别墅,这种“世上桃源”为他们的半官半隐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的隐逸心态与六朝人不同,陶潜所幻想的“秋熟靡王税”已为盛唐士大夫的“愿守黍稷税”所代替。盛唐士大夫既与官场拉开一定的距离,追求一种身心俱足的平衡,又在传统文化心理的维系下,遵循儒家“不废大伦”的原则。盛唐士大夫从经济到心态的自给自足,造就了盛唐田园诗的“自在”——即秀美的风格。     

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小农社会与士大夫社会的合流,是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社会原因;从世爵制历经乡举里选制、九品中正制直至科举制的变迁,官本位意识得以最终确立;而儒家真精神趋于异化乃至沦丧,则更是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浅论

出仕与归隐是我国古代士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晚明随入学生员数量增多,众多士子沉滞,科举陷入危机,大量山人群体涌现,陈继儒便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通过对晚明特有的世风世态和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之把握,可以深入研究其仕隐生活及心态。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公共媒介 ,晚清印刷出版文化的空前繁荣促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 ,加剧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同时 ,中国传统士大夫也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逐渐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 ;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印刷出版文化提供了批判专制国家的舆论空间。由此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所荷载的公共舆论呈现出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 ,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郭嵩焘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超越

士大夫作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负了传统文化承载和传播的使命.生存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取向:充当帝师王佐的功名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文化优越感和"夷夏之辨"观念.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本属于这一群体,但却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独特的思想逐渐突破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局限和柬缚.他是最早亲历西方世界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实现了一次新的进步和超越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