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一种国际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人权的保护。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不仅在立法和国际关系中明确承认人权,而且还更积极保障人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主题报告中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     

论人权保护入宪与树立人权保护意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权保护入宪要求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在全社会树立人权保护意识。     

论人权概念的起源

近代的人权思想萌芽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君主论》的面世为标志。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法国人权宣言，保证了人类完成第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产生。人权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国际人权公约，就是对各国的一种约束，中国将“人权”入宪，也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同样享有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人权活动的特点、争议与问题

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人权活动的范围和效率进一步提高 ,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保障人权活动的深入。但联合国人权活动仍存在许多争议和难题 ,比如政治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国际人权保障与国内人权保障之间不能有效协调 ,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执行同主权国家多样化的自主选择存在矛盾 ,强权政治的干扰等等。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效果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协调和解决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毛泽东对美国“人权攻势”的回击

毛泽东对美国“人权攻势”的回击曾忠恕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人权”成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宝”。美国老是摆出一副世界人权警察的面孔，到处指手划脚，随意指责别的国家“无视人权”、“侵犯人权”。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由来已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就...     

警察权与人权初论

警察权是各国警察理论的基石,而人权则是保持人的尊严的不可少的权利,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警察权来源于人权并以保障人权为己任,两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运作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的民主意义阐释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是作为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确立的。它的确立要求从民主的角度予以阐释。这不仅因为该规范本身就蕴涵着民主要求,而且该规范落实的过程归根到底就是人民依据宪法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过程。不仅如此,该规范同时意味着人权获得保障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民主获得促进的过程。同时,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机制,违宪审查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民主意义。     

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人权保障制度体系

将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是通过宪法来宣告人权 ,以期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要将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 ,必须让公民对自己应该享有的人权有一个全面、清楚的认识 ;让公民明白当自己的人权受到侵害时 ,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加以救济 ;为了让公民的人权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国应该完善人权的保障制度体系。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英文)

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能够促成和谐人权保障关系的平衡法,它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公民权利设定的合乎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基于商谈形成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加上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再加上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容易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应当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中国共产党对人权事业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对人权问题就十分重视 ,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开始就致力于人权事业的追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提高国内的人权水平 ,同时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 ,推动国际人权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这是当今国际人权事业中的最大贡献 ;江泽民不但重视运用法律的强制性保障人权 ,而且提出要以德治国 ,运用道德的非强制力提高普遍的最基本的人权水平 ,这必将开创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人权事业的新篇章。     

程序正义及其价值分析

正程序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而程序正义则体现了程序的内在价值,其衡量标准主要有:公开性、平等性、中立性以及科学性,程序正义对实现人权以及保障人权具有关键意义,可以促进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利于法制的完善和进步。     

司法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2004年人权入宪,2006年党中央的文件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三件事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中国宪法法律实现了从忽视人权到将保障人权作为首要原则的历史性跃进.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从法律上落实这一根本原则.     

刑事司法中的弱势保护理念刍议

任何司法领域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这决定着改革的其他价值设定和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保障弱势人权就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这决定着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效率、正义的目标。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要求刑事司法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并实现中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经济法的人权观论纲

以法律视角看待“以人为本”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支撑,然而日益扩展的市场却不能有效实现人权,尤其是经济自由、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予以必要矫正.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明确界定市场环境内相互冲突的人权界限,以及国家为尊重、保护和履行人权义务时可以运用的工具和程序.     

论国权与人权的关系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方国家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提出了“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并计划以此作为下个世纪国际秩序的核心思想，为西方的干涉和霸权服务。从理论上搞清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国赋的；只有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才是人权的惟一来源和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也具有了某些国际性的方面。人权的国际性方面诸问题的解决，仍应以国家主权为前提和基础，并不能构成对国赋人权的否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的国际性方面推行基于人权理由的新干涉主义，成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的最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所警惕并提出相应对策。当前，尤其应注意西方国家利用霸权地位向世界灌输其人权理论和人权标准的趋势。我们必须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的步伐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冲突与协调: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解读

罪刑法定虽然在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表现,但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诉求是一致的.国际刑法也以人权保障为已任,因而必然要求罪刑法定.但是,二战之后的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战犯的审判中,罪刑法定主义中的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然此后的国际刑法时该原则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国际刑法重要渊源的国际习惯的适用可能会与禁止事后法原则存在冲突.此外,两大法系就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明确性的要求在国际刑法中也没能得到充分的实现.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法谚,更是一种人权保障的观念.在侵犯人类基本人权的最严重的犯罪面前,国际刑法不应该排除"自然法"作为其效力根据,从而使其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相协调.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传统"行政"角色定位不当与功能缺失,造成政府管理体制成旧、效率低下、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人权保障是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理由与合法性基础,是最终检测标准.鉴于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有可能偏离人权保障轨道,因此可以通过规范其运行程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权力结构运行机制、采用最小成本激励机制等措施,再辅之以私法视角下的权力限制理论对其予以适当"关怀",加强行政主体意识教育对其进行控制以充分保障人权.     

论人权在中国的主流化与本土化

人权主流化是国际人权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新的趋势,并与中国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现"相契合.从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到"人权入宪",再到制定和实施首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人权主流化在中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当前中国的人权主流化也还面临着在立法和决策中细化和深化人权内容、探索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可行性、建设新的人权观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挑战等问题.在推动人权主流化的过程中,政府将承担主导性的责任,法治进程将产生关键性影响,社会文化领城的进步还有待长期不懈的努力.人权主流化可以提供新的工作维度和视角,但并不排斥跨学科、多视角地考察和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