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唐山市老年人婚姻状况调查

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唐山市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唐山市老年人的婚姻形态符合我国传统婚姻模式.夫妻在家庭中权力基本平等;婚姻质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婚姻关系稳定;性别、年龄对老年人婚姻质量影响不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与婚姻质量相关性高;健康状况、子女状况、夫妻收入状况、婚姻结合途径对老年人婚姻质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影响.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社会保障对家庭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机理

国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着力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效应.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必要分析这项制度对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机理.建立一个两时期的交叠世代模式,分别对自由放任或基金制经济和现收现付制经济中家庭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现收现付制经济中家庭倾向于减少对子女的投入,从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自动的降低生育率的机制.因此,建议在农村建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农村的养老模式,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和就业培训,促使农村人口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长达近40年,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婚姻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彩礼难以遏制、农村家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基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合作的“中国女性缺失背景下男性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和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收集的农业户籍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分析框架与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分析框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界定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的主要场域,为婚姻场域、健康场域与养老场域;识别出各场域典型风险,为成婚风险、性健康风险与自身养老风险;构建出以国家治理模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制度与家庭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弱势群体家庭发展促进工作平台为突破点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风险治理模式;定义了农村男性婚姻成本概念,包含婚房、彩礼、媒人中介费、婚礼四要素,识别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四种类型,为偏重彩礼型、偏重婚房型、彩礼-婚房并重型与混合型;揭示出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变迁特征、结构性差异与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各级政府现行农村地区彩礼治理政策进行回溯分析与效果评价的基...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湖北省J县J村为个案,以J村的离婚现象为具体分析对象,采用半结构与无结构访谈法,描述了农村离婚现象在J村的具体样态,就农村离婚现象的具体样态展开分析,对农村夫妻关系、婚姻市场、伦理、家庭结构变迁进行讨论。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的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观念与伦理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也逐步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现行婚姻模式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受到现行婚姻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本文主要从婚姻模式变迁的角度入手,探讨使农村老年妇女家庭养老陷入困境的因素。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     

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变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显著变化,植根于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婚姻家庭必然地大受影响农村青年的婚姻缔结方式和决定权趋于多元化;家庭功能中生产、消费、精神生活等功能不断增强,生育功能逐渐减弱;家庭结构由繁到减,家庭规模由大至小;家庭关系民主平等气氛加强,家族观念日渐淡化。重视和研究这种变化将会有力地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     

“剩女难嫁”的社会学解读

剩女是近年来新出现的现象,她是网络媒体的宠儿,但是却被网络媒体塑造成有问题的一个群体。剩女的出现与其说是由剩女自身造成的,不如说是由社会造成的,是传统的择偶和婚姻模式与现代新生事物之间碰撞所激发出来的问题。剩女现象暴露出男权家庭制度的虚伪性和脆弱性,但是男权制的家庭仍然是剩女在职业和家庭选择中的主要障碍。剩女虽然在婚姻上存在失调,但是她们婚姻问题的解决将是女性在职业和家庭平衡的良好范例,剩女本身就是女性自身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阶段,她们的成熟路程也必定是女性人格发展的一个范例。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家庭农场样本数据,研究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定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要素禀赋等变量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为协同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部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基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农村地区的调查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情况,对甘肃省嘉峪关市三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婚姻自主权、家庭实权、家庭地位满意度等方面内容,并得出结论: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低下、权利意识缺乏等是影响其家庭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的对策。     

丈夫外出务工对半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

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寻找务工赚钱机会,形成了半流动家庭这样一种农村家庭新模式。但半流动家庭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使家庭功能无法完全实现,对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容易出现婚姻危机。我们应当正视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加强道德与法律的宣传教育,制定更加灵活与人性化的政策,慎重处理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联动机制等多种措施,稳定农民工的婚姻关系,以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

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医技本科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827名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医技本科生在选择目标方面得分最低,不同年级、政治面貌、家庭居住地、月生活费、父母亲教育程度、兼职经历的医技本科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其中年级为医技本科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提出提高选择目标能力、提高低年级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经济和心理帮扶关注农村生源本科生等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解析

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为研究对象,以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制度变迁为主线,着重探讨了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农村现阶段的特殊意义,分析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性与不可替代性,并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向现代家庭养老模式的转换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理工科重点院校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调查分析

在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职业决策效能成为职业决策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解理工科重点院校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情况,对497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年级、性别、地域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职业决策效能均有影响,专业差别对职业决策效能没有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