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三世说的差异

公羊三世说是维新派思想家用以论证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康有为与谭嗣同的三世说思想是其代表。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二人的三世说思想在理论模型、对应的历史阶段、实现三世进化的动力、实现三世进化的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异。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从“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之构建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经历了由“主体民族化”到构建“国家民族”的调适过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化解独立初期民族政策的缺陷及其负面作用,但要在政策层面引导国民认同或成功塑造一个公民性的民族——“哈萨克斯坦人”,仍任重道远。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样民族、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多元统一”始终是国家的重大课题和建构民族政策的核心。     

论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康有为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一套系统的“三世”进化理论,其渐进说与革命派的突变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民族”与“族群”之辨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印度构建国家民族的“经验”不值得中国学习——续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

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就印度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稳定等所谓"成功经验"的举证和观点,对印度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学说",是以讹传讹的"伪经验"。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不能为中国提供经验。     

民族“视角”呼唤与时俱进——谈当前民族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近来国内出现一些质疑、否定我国现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文章,其所依据的是质疑或否定民族平等的公民平等观、民族注定要消亡的发展观以及崇尚民族国家的国家观等似乎“不言自明”的原理.但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各国历史和实践,还是当代众多科技和人文理论成果,都已经证明而且仍在证明,传统的简单、绝对化的平等观正在让位于包容性平等观;以旨在同质性为根本的未来发展观,逐渐为欣赏多样性的共生发展观所取代;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国家观,不仅早已被国家宪法所不容,更为当代主流历史进程所唾弃.尽管我们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仍需要不断完善调整,但包容性平等观、共生发展观和多民族国家观理应成为当今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基础,理应贯穿于相关研究和实践之中,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     

《訄书》诸本对孔子评价的变衍

在《独圣》篇中,章太炎盛赞孔子开取民智,并给予孔子很高的评价。虽然他尊孔与康有为尊孔有异,但是在行为上仍支持、同情康梁,其思想还处于改良主义阶段。《订孔》篇否定六艺为孔子所作,并极力贬低孔子删定六艺的价值。但仍然承认孔子是＂良史＂。此时,章氏确立了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划清界限,并走上了与之斗争的道路。《检论·订孔》篇（上下）中,章氏称赞孔子布彰六艺、保存史料之功。此时他以庄证孔,主要精力已转移到整理国故上来。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

虚君共和是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沟通帝制与共和的政治理论和方案，学界基本根据《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的刊本研析其内涵，无法说清相关文本既区分又混同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的矛盾现象，对文章写作时间的认识也较为粗疏。通过仔细辨识《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手稿的原生样态、修改痕迹及其与刊本的异同，可以发现康有为最初其实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后来为应对政局变化，才利用共和概念的模糊性扩充共和类型，将君主立宪改成虚君共和，结果导致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关系暧昧含混。还原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亦可在研究方法层面提示我们，解读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应尽可能注意其因应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改的一面，避免直接选取片段表述进行思想演绎，“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弊。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南海博物馆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考略

本文通过对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的释读,并结合有关史料,对信札的发信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史实进行一一考证,以还原民国初年康有为与弟子之间的来往及从事的政治活动情况,为研究康有为海外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可靠翔实的史料。     

朱之瑜实学思想及其在日本德川时代和中国近现代的影响

我国明清之际参加郑成功北伐的抗清志士朱之瑜 ,晚年流亡日本 ,在日本二十余年 ,传播中华文化 ,为日本水户学派的形成奠立了理论基础 ,至今为日本各界所敬仰。他的高风峻节的品格和民族爱国精神也鼓舞过中国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等一大批爱国志士。     

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大师,自小深受家学、师学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其博学多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因而,在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透露了较强的儒学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在变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将治经与变政结合起来;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康有为致伍宪子信件考释

康有为与其弟子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研究一位历史人物，不仅要着眼于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一些发生在生活中的微小事件也能起到证史补史作用。通过康有为写给伍宪子的信札，我们可以感受到康有为对弟子的关怀和弟子对其信任，探讨康有为在流亡海外期间他与一些弟子的关系．挖掘他们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仍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