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政治思想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他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新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当代解读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和"意识"的抽象化倾向,提出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其二,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通过第一个方面即社会历史视域的回复,葛兰西提出了其市民社会理论;通过第二个方面即主张人的创造性活动,葛兰西得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结论.     

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葛兰西着重从文化和意识层面揭示了市民社会中隐性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的内蕴,阐明了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诸多变化,从而以其独特的对社会生活的领悟力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浅析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获得的阐释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指出,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引导大众走向自觉的最为重要的路线,而专注于经济上的领导权则会弱化政治领导.这一思想对于现阶段处于消费意识中的丧失精神家园的人们来说无疑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及其影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葛兰西通过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差异,明确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职能。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既推动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宣传、团结了市民阶层,同时也有利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其思想不仅对霍克海默、萨义德等西方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赋予知识分子伟大的历史使命、加强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中转换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指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担负着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着组织和领导的关键性作用,实践的政治内涵以及实践哲学的实质和现实意义正是在对知识分子独特社会作用的论述中揭示出来的.     

马克思与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且二者都对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们的知识分子观依然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二者关注知识分子的动因,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思考路径,以及对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关系的理解。厘清二者关于知识分子的不同认识,明确二者知识分子观的差异及其哲学根源,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充分发掘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建设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职能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解,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及其当代价值的探索。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

通过对国外七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总体进程和国内近三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理论格局的考察,本文认为,葛兰西研究在走向专业化的同时,更要将葛兰西思想不同侧面的研究推向对其思想总体性透视的层面,这是当前国内外葛兰西研究中有待深化的主要问题.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葛兰西主义与文化政治学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之中,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可以从“葛兰西主义”一词的流行得到证明.无论是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还是英国的新左派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或高或低地举起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旗帜.尽管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并没有一个既成的完整体系,但还是可以在他有关文化问题的众多论述中找出一个明晰的文化政治逻辑,即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基础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为基础的.鉴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到了文化政治学,并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种为当代各种新左派运动所采纳的文化政治理论范式.他所引领的“文化转向”集中代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开显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蕴——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基于真切领悟特殊的时代条件与历史境遇,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理论内容和风格。以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解释定向,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高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突破了市民社会的经典诠释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由葛兰西发起的转轨,开出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思想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关切人的存在、探究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共同体是人的集合,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处于一定交往关系并不断发展的“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社会性、发展性出发,立足人的生存状况、社会交往形式以及所有制关系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现实进行了反思,揭示了市民社会中人与物的价值倒错、私有财产的二重性、分工的片面固化、自由平等人权的虚假本质.基于对市民社会从人本维度、辩证维度、生成维度到价值维度的批判,马克思将其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归宿指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指出消除强制分工的异己束缚、以社会所有制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外在依托.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陈宏谋吏治思想研究

陈宏谋是清代乾隆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历任十二省高官,对于地方治理有着丰富的经验.陈宏谋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思想和原则,对于我们现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民法典的实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综述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实施对于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在2021年12月25日举办的“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民法典与媒体治理、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新发展、民法典与我国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法典与电子商务治理、民法典对房地产市场及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治理实践、民法典担保物权改革对营商环境的治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实效考察、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对诚信价值观的实践、民法典与商法发展的新动向、民法典与比较法、民法典时代的教与学、民法典与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讨论。     

毛泽东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两位伟人的和谐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存在着继承发展的辨证关系.同时,他们的和谐思想在产生方式、实践途径、实践结果上也呈现出相异性.深入探讨、梳理并比较两位伟人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论述,对于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