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类选》三题

清人王史鉴所编《宋诗类选》是一部五七言近体诗选,是书采用诗以类分、类以时叙的编排体例,引用书籍达四百余种。选源之详博,与王氏敦本经史、淹贯史籍有关,对指导初学入门则裨益良多。而编者力主性情、兼采唐宋、倡变通的批评主张,则为是书赢得了不少读者。在康熙末年尊唐黜宋之风复炽的诗学背景下,《宋诗类选》的出现,对巩固清初宋诗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诗别裁集》诗学审美论

清代诗学对明诗创作有很深入地研究,沈德潜在吸收前代诗学评论家思想的基础上独成派别,提出格调说,其诗学理论在《明诗别裁集》中得以充分展现.沈德潜在评论明诗创作的同时系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学审美标准,涉及的内容既有对诗歌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也有对他人诗歌创作观的批判继承,更有对诗歌格调论新观点的全面表述.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说——兼论沈德潜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清代沈德潜以风格作为编选诗集的准的之一,对诗人作品的分别去取和品评裁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文章将零星散布于《唐诗别裁集》中的序言、凡例、点评等评论性文字进行细致梳理,综合《唐诗别裁集》前、后两个版本关于代表性诗人诗作的选评情况,并与《唐诗正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等唐诗选本相比对,从而推演出沈德潜的五律风格升降轨迹,并深入探讨沈氏以风格选诗的得失。     

《全宋诗·寇准卷》文献述考

寇准是北宋初政治家和诗人,其传世诗共268首。众多学者对寇准诗作的整理和考证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也存在几处失误:《全宋诗·寇准卷》辑佚部分误收《顶山》和断句一条,其它辑佚文章误收《题雷州广济寺》,《宋诗纪事补正》补正的断句存于寇准诗中。并且寇准《汉上偶书》诗在《全宋诗》和《全唐诗》中重出,后者误收。本文根据《全宋诗》"以人系诗,以诗存人"和"校是非为主,酌校异同"之原则,作以述考,供有意于研究《全宋诗》的学者指正。     

由《宋诗选注》看钱钟书的选诗标准

钱钟书提出的“六不选”代表了他对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审美价值 ,否则它就失去了艺术之为艺术的存在价值 ;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 ,也是完美和谐的 ,进而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这些观点表明 :钱钟书不仅是在选宋诗 ,更是在探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反映了作者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一以贯之的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以及历史与逻辑、感悟与思辨相统一的治学方法     

宋诗研究的新创获——评张福勋、徐文潮《宋诗论集》

张福勋、徐文潮著《宋诗论集》收集了张、徐二先生近十多年来发表的宋诗研究系列论文３０ 多篇,论题集中,自成体系。作者以公正的态度和求实求真的严谨学术作风,对宋诗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论断;对宋代诗人的诗论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和富有开拓性的整理挖掘,选择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亦为其显著特点之一。     

当代宋诗研究的新成果——《宋诗论集》评介

张福勋先生的《宋诗论集》,既研究宋代诗人诗作,又研究宋代诗论,张先生善于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论证透辟,研究视角也有所开拓,《论集》是有着很强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而又很有深度的宋诗研究力著,是当代宋诗研究的新成果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谈艺录》论宋诗

宋人的尊杜、学杜 ,宋诗的承杜、变杜 ,成为有宋一代的社会风气。北宋尊韩 ,有理学家尊韩 ,文学家尊韩 ,又由尊韩而回护。南宋诗流不墨守江西诗派 ,而莫不濡染晚唐     

《安阳集》版本源流考

《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是北宋名相韩琦的诗文集,它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五十卷,后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张刻本影响很大,万历张应登书锦堂刻本、康熙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刻本系列。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五十卷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本、《安阳集》五十卷本、《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本、《韩魏公集》二十卷本四个系统刻本,其中以安氏校正本《安阳集》五十卷本质量为最善。     

《菊集原序》《林湖遗稿序》考释

清康熙间 ,高士奇刊布他所录存的“菊 ,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经考查 ,《菊集》录南宋游士高翥诗 ;附录《林湖遗稿》十九首 ,乃高翥之侄高鹏飞诗 ;《菊集原序》 ,元人姚燧撰 ,就姚之行踪、年代、官衔看 ,与《姚燧年谱》所记相符 ;《林湖遗稿序》 ,南宋人王撰。此序“束文”判为伪作 ,然束氏所论无实据 ,站不住脚     

陈廷敬与康熙《御选唐诗》

陈延敬出入禁闼几四十年,位极人臣,又典司文章,因此被康熙选中主持编纂了《御选唐诗》.他接此重任,殚精竭虑,非常重视康熙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忠实践行其作为文学侍臣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具体选目上,陈氏等对于那些“倩丽纤巧”与“忧思感愤”等有违圣意之作,尽数剔除,使“和声以鸣盛”成为康熙《御选唐诗》的必然主题.     

《诗式》对“用事”的界定及规则研究--以《文论选》所录篇章为例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影响深远的诗学论著,解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节录的《诗式》内容可知皎然以及编者所要表达的诗学观念,其中有关诗歌“用事”论,从概念及功用上把“用事”和“用典”、“比”区分开,使“用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概念。并且通过例证,认为诗歌用事应做到“不傍经史,情格俱高”、“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用事不俗,不为事使”三个准则方可成就好诗。较之前代的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皎然对“用事”客观系统地论说开启了诗歌用事理论的新时代。     

性灵的挣扎──评徐志摩的《猛虎集》

长期以来,对徐志摩诗内容的评价,多认为是消极和平淡的。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公允的。本文从徐诗《猛虎集》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人类爱的呼唤、对自然美的赞颂和追求性灵的自由等方面来揭示徐诗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徐志摩诗歌在内容方面的价值。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引《楚辞》注考论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是宋末元初分类编次杜诗集注本,所录注家有近六十家,其中关于征引《楚辞》注释杜诗的方式有三种：直接征引《楚辞》原句祖述杜诗字词出处,征引《楚辞》原句释杜诗句法和诗意,征引王逸注释解释杜诗字词。宋人征引《楚辞》注释杜诗是杜诗逐渐经典化的表现,这些注释又对清人注杜影响深远。     

从《河岳英灵集》看盛唐诗歌

唐人选唐诗的《河岳英灵集》,从其序、论、评,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具有“兴象”（象中有兴,兴象结合）,“风骨”（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和充实的现实内容）,声律（自然妥贴,又不团律废诗）和语言（警策,省净等）几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某些不足。批评态度公允、合理、令人信服。可以了解当时人对当时诗歌的看法。     

水滴石穿别开蹊径——论翟承先《宋诗评论积学》之创意

翟承先同志离休后,易枪为笔,游心学林,水滴石穿,开山辟路,打拼出一方很具原创性的学术园地.其所撰<宋诗评论积学>是一部义例严谨、内容丰富、创获甚多的学术专著,堪称宋诗研究的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在他看来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苏诗现存有两千七百余首,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境界高远.继承和发扬了屈宋陶谢李杜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宋诗评论积学>是一部具有深沉之思与独创性的宋诗专著,出自一位业余老同志之手,更难能可贵.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