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红字》与海丝特形象的伦理学阐释

霍桑小说《红字》虽然不是一部研究道德哲学的著作,但却是一部反思自己祖先宗教信仰,表达自己宗教态度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一个具有"真正的人性"的人,即"罪与赎统一"的"完全人性"之人。对于这样一个天使般的人却遭受自己祖先无情的迫害,作家道德良知让他不能不承担为这样一个天使般的女子鸣不平的道德责任。虽然,作者从始至终没有一句对主人公海丝特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女之事做出明确的道德评价,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作家深沉、繁复的思想命意,彰显着作家对宗教、对人生复杂的情感,宣泄着作家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也高扬了作品丰沛的美学理想。     

情感欲望——师陀长篇小说对情感/欲望启蒙的坚守

情感/欲望启蒙是中国理性启蒙的原点,又是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的钮结点。“五四”以后,由于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对启蒙运动的裹挟,总体上模糊了文学叙事与启蒙精神的联系,尤其是与情感/欲望启蒙的联系。师陀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无望村的馆主》、《荒野》和《马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恢复这个联系,为建立他自己的情感/欲望叙述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坚守中,文本呈现了欲望的内涵,模拟了欲望的形态和出路,以及欲望的激发和释放给启蒙带来的问题。     

现代舞台艺术观察与思考:“小人物”的光彩

正新世纪以来,话剧创作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创作观念的改变,创作风格的平民化。很多作品把创作视角聚焦普通人,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揭示普通人的情感,塑造普通人的形象,展示"草根"的力量。看这些戏,观众不仅在情感上感到亲切,精神上也产生一种共振并获得鼓舞。写现实生活的戏,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戏非常难,因为他们少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春夏秋冬》、《秋天的二人转》、《三峡人家》、《顾家姆妈》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剧中的人物,每天生活     

人物性格本原与社会本原的二重构——试析曹禺话剧《日出》中黄省三人物形象的塑造

曹禺在他所创作的经典话剧《日出》中，通过对人物性格本原与社会本原的深人挖掘，来重构和塑造黄省三这个次要角色的人物形象。把自己对人的境遇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以及命运对人的无情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无尽抗争．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他用话剧来表现人对生命的渴望．唤起人们的同情与思考。使人们能够充分感受到他那种“情感的汹涌的流。”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从马伏里奥的形象看莎士比亚对英国清教的态度

马伏里奥是《第十二夜》中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喜剧人物。他一方面具有英国清教徒的特质——做事严肃认真、拒绝任何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莎士比亚通过塑造这一形象表明自己对英国清教的矛盾态度:否定之中有肯定。他认为英国清教反对娱乐的行为是对人性的压抑,但同时又认为清教教义中对秩序的肯定可以遏制人私欲的膨胀——这恰恰是英国文艺复兴后期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除此之外,莎士比亚还通过马伏里奥可笑而可悲的表演触及人性的弱点——人对自我认识的局限性。他通过马伏里奥的悲剧揭示了人类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永恒矛盾,使《第十二夜》少了一般喜剧的肤浅,从而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庄子》解读的另一种可能——史华慈对《庄子》思想的阐释

在当今时代关注汉学界的《庄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史华慈作为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他对于人性之奥秘及命运的关切、对人的有限的自由的体认以及他对于人的复杂的意识活动的关注决定了他如何解释《庄子》。基于此,史华慈指出《庄子》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并分析其特色所在,以丰富人类的神秘主义经验;他指出《庄子》对于事物相对性的认识,并区分了老子和庄子在此问题上的细微差别,向我们展示了思想史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对于《庄子》的自然观做了泛审美化的理解,认为庄子常用一种审美的姿态欣赏"大自然不可穷竭的多样性",以反对李约瑟对《庄子》的科学化解释,并救治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化约主义"的倾向。他对《庄子》对于"成心"的批评深有同感,但对《庄子》在"人与超越的非存在的合一"上的乐观态度则表示不满,因为他坚持人只有有限的自由和微弱的理解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审美人性的复归

马尔库塞为了找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原因,试图从构建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入手,以培养出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控的自由主体为目标,走上了一条审美政治解放之路,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观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重新解释了《手稿》,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审美人性的复归之上。他揭示了人性中包含异化和超越两种向度的可能性,而这两者之间必须通过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劳动”作为中介进行联系。马尔库塞将人性中的情感解放的哲学起点定位在劳动的哲学概念上,在人性的内部寻求异化劳动的根源,从而放弃了对私有制结构的深入研究。他把人性定位在劳动中自由、自觉的人类审美精神本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底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马尔库塞以后的“人性—美感—爱欲—游戏—新感性—新左派—审美之维”的政治美学研究路向,其美感政治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境遇中人的生命与资本流通之间的张力问题研究具有时效性。     

从晦暗到澄明——论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

苏童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努力挖掘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生存方式。他对质朴、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使我们在其阴郁的小说世界中,窥见了人性的温暖、晦暗生活里的亮色。苏童延续近三十年的“香椿树街”写作,见证了一个作家从先锋到民间、从逃离到回归、从人性之恶到人性之善、从晦暗到澄明的写作变迁。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儒家道德主义和平思想解析

儒家的道德主义和平思想体系由“德”、“仁”、“礼”、“和”四大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德”是人类行为的至上公理、“仁”是人类关系的基本伦理、“礼”是人类行事的具体规范、“和”是人类关系的目的状态。这个体系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正是这个特点,使中国式的和平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广泛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造就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     

对生命流逝和意义的思考——里尔克诗歌解读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诗集中有不少直接以死为题的诗,表现了西方人对死亡的热切关注。但不同的是,里尔克并不仅仅沉醉在死或夜的审美意境中,他认为,对死亡的恐惧和悲哀,乃是生命意志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在死亡的角度上反思生命的意义,死亡在大自然和人类恒新恒异的发展进程中显示了真和善的积极意义;孤独的生命现象又不可能是真正孤独的,它是在一种看似寂寞的生命当中体现出广阔而普遍的精神。面对死亡向人类展开的全部艰涩和困顿,里尔克阐明了他智性的哲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假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把“经济人”作为它的人性选择。“经济人”具有两层内涵 :一是指受人类利己主义支配的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人 ;二是指把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而非手段 ,并把其看作是为满足自身自我实现需要的人。当前 ,明确经济人的两层内涵对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活的卑贱与生命的庄严--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娼形象

沈从文在以湘西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一批在卑贱的生活里追寻生命的庄严的湘西土娼形象.她们既多情而又专一,既放荡而又单纯,尽管从事着人类最古老而原始的职业,却在屈辱的生涯中守望着生命的庄严和人性的圣洁,与城市妓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从文在塑造湘西土娼形象时,不侧重于描写命运而是着力刻画生命,不侧重于再现生活而着力挖掘人性,对现代文学中同类题材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超越,实践着他探求生命形式和人性内涵,进而重造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     

雅乐复兴的意义

为在学校中重建神圣性,从个人经验和文献分析角度出发,探究在当今社会中复兴雅乐的意义。分析认为：音乐作为中国艺术中心的地位已然消失,复兴雅乐就是使音乐重新成为社会生活和人文教育的核心。     

海瑞的乡土情怀

海瑞其人和海瑞精神,得琼州江山文化之助。海瑞具有钟爱乡土的情怀,表现了一种生命自觉和人性自觉。海瑞乡土情怀中最令人感动的层面,是他对三州十邑人民的关切之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的关切、为遭受血腥镇压的黎族人民鸣不平,是海瑞乡土情怀中最可贵的情愫;对琼州官场“贪济贪”结构的剖析和“未涉鲸波,先营囊橐”的揭露,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儒家君子与王维的人格塑造

王维一生把"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作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一方面自觉躬行儒家所设立的"仁"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在修养;另一方面积极入仕,把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实践,并使其政治理想具有儒家的"仁政"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