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再认识

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抗战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及共产党的方针、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和党的建设情况,使共产国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形,作出支持中共政治路线的决议。任弼时正面阐述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没有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播了中共的主张。任弼时的报告,与六中全会纠正王明错误没有直接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苏联

作者从前苏联档案资料入手，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苏联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在肯定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曾给中共以支持的同时，又指出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冷漠、怀疑态度。其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阻止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又表现在屡次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行期，使毛泽东在建国前访苏要求未能成为现实。文章还对苏联对中共所持的这种态度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并进而指出在１９４９年后中共与苏联的实际接触中，既得到苏联很大支持，又有差异和分歧，这恰恰成为日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矛盾和争论的滥觞之一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论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宣传演变过程中的苏共因素

毛泽东思想提出和宣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得不归于共产国际和苏共因素。一、抗战期间,苏共出于维护本国安全不顾及中国革命利益,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共产国际的解散为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宣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二、1948年苏南冲突后,鉴于中苏关系及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宣传曾一度暂时停止。三、从建国到中共八大,为维护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及尊重苏共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权,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提法和宣传持谨慎态度。四、苏共二十大和中苏全面论战后,为批判苏共修正主义以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法和宣传又逐渐强化起来。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失误

<正>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如果撇开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孤立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如同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弄不清其来龙去脉。笔者仅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指导概况作以下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请大家教正。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者在抗战中的军事合作,构成了国共两党军队并肩抗日的主体;抗战相持阶段,中共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系了中国的抗战局面;抗战后期,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尤其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陈潭秋在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接壤,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在政治上奉行六大政策,与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和中共与苏联来往的重要通道。对中共而言新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新疆的工作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陈潭秋到新疆主持中共的地方工作是临危受命,勉为其难。在新工作四年中,陈潭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政治经验丰富,最早向党中央发出了新疆工作的警报。然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基于种种考虑,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出在新工作人员,导致陈潭秋等80余人在新疆事变中被杀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继皖南事变后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由于盛世才深藏不露,及时识破其真面目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抗战时期新疆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试论抗战后期“延莫之争”的政治文化诱因

抗战后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共关于“以何种方式援助苏联”发生了意见争执,对此,学术界主要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分析它的起因,而对隐含于这个主因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诱因却未做探讨。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从根源上影响到国家和民族处理问题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民族文化差异为突破口,尝试对“延莫只争”起因进行探讨。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初期中苏易货借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易货借款,支持中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本文考察三次易货借款发生的时代背景、款项的支用情形及中国政府的偿债安排与努力,认为:苏联提供的易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弥足珍贵;中国抗战之初外交困顿局面的改观以及战时国际强国地位的逐渐取得,借款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正>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和团结抗日的旗帜,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全国人民支持、配合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了极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是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在中共历次修改并通过的党章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因而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最大;共产国际政策的全面"左"倾;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错误分析;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乃至重大损失。     

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中共民间外交能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策略依据;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反应

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 ,苏联一直是中共内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末期 ,由于苏联推行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对华政策 ,中共期待苏联支持并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落空。在不可能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 ,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灵活反应 ,通过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 ,阻止了国民党独占东北的计划。 1946年春 ,在美苏冷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中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 ,科学决策 ,与国民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

在盛世才治疆的很长时期,新疆与苏联关系密切,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抗战后期,蒋介石决意利用世界大战解决边疆问题,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1944年8月,盛世才企图重新调整其政策。在中央压力之下,盛世才被迫辞职离新,新疆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     

鲍罗廷与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中共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有所前进.苏联顾问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五大,却是少数几位对中共五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实际上搁置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超前任务,而是面对现实,主张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先把冯玉祥接出来,减轻奉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在革命中心区建立乡村自治,再行开展土地革命.这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合作的战略之下,是务实的选择.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