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尧、舜、禹禅让，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真相如何？战国诸子百家众说纷坛，近代中外学者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在以氏族为基础成立的国家，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形成了万邦林立的状态。小国之君被称为诸侯，势力强大者则可称王、称帝、称天子，是众多小邦的共主。共主地位虽高，实权并不大。所谓禅位，不过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原为本国之君。共主具有双重身份，为一国之主是根本的，共主之位是兼任的，所以不必由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不过是最后的两次，而“瞽史”则又保存了这一重要史实的梗概。     

论东周会盟争霸的发展演变

会盟争霸是东周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其兴盛与衰落是先秦共主政体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东周时期的会盟争霸活动随着共主政体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兴起——鼎盛——持续——衰落"的阶段性特征。东周时期的会盟争霸可分为五个时期。各个时期的会盟争霸活动既相沿承袭,又有变化发展,显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共主政治的发展、衰落演变互为表里。     

人类生存困境与政治国家的产生——亚里士多德、霍布斯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比较

人类的生存困境是人类政治思维的起点,追求合理的人类生存秩序则是人类政治思维的最终目标.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中,由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解不同,他们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建构也存在不同.他们的政治思考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类合理的生存秩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浅析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尤其值得探讨.根据塞缪尔·亨廷顿所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稳定政治秩序的论述,在此主要阐述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分析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初期,权威政府对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第二,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防止政治腐化、发展民主,以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第三,探究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从王权政治到君主共和——苏格兰玛丽女王之死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政权转型

传统史学多将1587年2月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死刑视为其悲剧人生的落幕,但此死刑执行的运作与后续的威廉·戴维森审讯,实系都铎后期政权从内廷转移至政府的过程中,伊丽莎白一世与男性官僚为争夺政策主导权而引发的一次公开冲突。以枢密院为首的男性官僚基于对女性统治的忧虑,一方面以男性主导之政府讯息及情报系统弱化女王的政策参与;另一方面,重申英格兰君臣共治的宪政传统,抬升枢密院至共主地位,企图将女性统治"调整"回传统的男性政治秩序。因此,玛丽之死并不仅仅是一场王位斗争的终结,而是凸显了近代早期英格兰从王权政治迈向国家政治的政权转型。     

内敛·内圣与自主性——论传统"国家-社会"模式与草根民主的困境

传统的内敛型“国家——社会”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社会自主性及相干性。内敛型国家结构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内化秩序作为“国家——社会”体系的内在支撑。“内化”导致了伦理型政治的产生,成为自主人格在中国乡村健康发育的内在障碍。     

秩序宗教与生命宗教--对汉晋儒教、道教产生和基本功能的考察

在中国中世纪早期社会进程中,先后孕育并产生了两种形态的宗教.一种是"入世的"伦理的宗教,它为社会安定和政治秩序服务;另一种是"出世的"超越的宗教,它为个人的身心健康服务.秩序宗教的特点是将政治与神学联系起来,使政治神圣化;而生命宗教的特点是将生命与神灵联系起来,使生命神圣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这两种形态的宗教之间虽也曾有彼此渗透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未改变各自的基本性质.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的两次转型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其政治文化模式的变迁对后世影响深远。殷周之际礼制下妇女角色的规制,向来被学者解读成后世妇女地位衰落的源头。然出土文献表明,周礼构建的妇女角色并不与西周历史实际进程相同步。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转型实有两次,即殷亡鉴戒意识下西周妇女无与政事制度的构建阶段和东周以来由制度深入包括妇女在内的各阶层群体心灵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向,并不能以简单的"衰落"概之,尤其是后一次转型中妇女破除功利意识,对道德的真诚追求,彰显出对道德诉求的精神自觉。     

春秋赴告制度考述

赴告制度是春秋时期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源自西周 ,但在春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它的存在 ,不仅影响着春秋诸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时期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发展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赴告制度所起的促进作用。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周秦更替,秦短命而亡,其时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感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由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道德不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王权尊崇上由东周的王权旁落到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专制的转化;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由道德之意向究天人之际的天人感应转向。汉初为恢复生产,与民休养生息,而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为主导思潮。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五经成为两汉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价值理想的载体。新莽期间谶纬之学得以流行,统治者把它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白虎观会议,就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原则、伦理纲常的规范、思想行为的准则,都做了规定,使儒学的制度化具有法定的意义。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箕子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

箕子是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他处于商末周初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与殷纣发生激烈的道与势的冲突,在国家破灭时,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地方政权,臣属于周王朝.在朝周时,向周武王讲授<洪范>--治国之大道--其中熔铸了箕子的世界和社会构成与结构体系观念与系统的国家哲学学说.这个学说为周礼所吸收,并据此把箕子朝鲜建成东方君子国.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