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视野与方法——读《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

唐代方镇使府的建立及其权势的增强,是唐代特别是中晚唐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随之而起的唐代方镇幕府的建制也引起了唐史研究者的关注。但过去,这一课题往往仅限于史学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的许多文人,都有过在方镇使府作幕僚的生存经历,并由此创作出许多重要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唐代的科举制度一样,唐代方镇幕府制度对唐代文人生活、文学创作,以及对唐代文学区域风格特点的形成等等,影响至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研究观念的束缚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文学研究界对唐方镇幕府制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和…     

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任职期限

本文依据闻一多先生对岑参诗的研究成果,考证了岑诗所涉及的"赵节度"就是赵玼以及赵玼任职北庭节度使的期限问题.     

辽代节镇体制与地方监察

辽代节镇除本州外,亦下辖支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辽代节度使所带观察处置使、御史台官等结衔,皆是节度使监察权的体现。节度使以下,节镇内部由判官、孔目官、录事参军等具体负责监察事务。辽代节镇内部设置的判官分为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军事判官三种类型。由观察判官负责考课下属,节度判官、军事判官负责监察司法审判,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从而达到监察政务的目的。地方监察事务在节镇一级基本可以得到解决,节镇是辽代地方监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辽代节度使总揽辖区内行政、监察、经济、军事等权力,为防止出现唐末五代地方割据情况,辽朝中央采取了诸多措施。辽朝在节镇之上设置更高一级的监察区,后由于监察区与军事区、经济区之间存在重叠,使得辽代已经开始逐渐孕育出一种钱粮兵谷合一的大的行政区划。这与金代的路—节镇—州—县四级体制,宋代的路—州—县三级体制,共同奠定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超级宰相名号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唐宋时期优宠年高德劭宰相政策及中央政治体制变迁;在任宰相名号由三省长官演变为左、右丞相,奠定了元朝宰相名号制度之基础;宰相加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修史者不敢直笔当代政事,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长安文化与唐代小说之关系

文学是现实社会和时代生活的反映,无论何种文学体裁,从根本上讲,它的形成和发展 ,都将受到一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唐代小说的繁荣,正是在唐代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与其产生的长安文化土壤有着同生共长的血脉关联:唐代小说是长安文化培育出来的艺术奇葩,是长安文化的文学表达,长安小说的题材和内容证明和彰显了长安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影响俄国家政权发展的三大势力及其变革

从苏联后期的改革开始，到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国家政权相关的主要是三大势力：寡头势力、地方与民族势力以及政党势力。在经历十年的动荡后，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认识到集权的必要性，因此民众对普京加强集权的措施都是认同的。普京出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对三大势力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打压寡头、加强中央集权、培育“政权党”，并陆续取得了成效。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过于倚重强势部门、总统权力得到强化，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还不是很完善。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简析吐蕃王朝边境后拓辖区的军政区划

吐蕃王朝建立后,继续拓展管辖地区.对这些处于边境的后拓地区,吐蕃王朝是如何进行军政区划设置的?本文主要依据敦煌西域吐蕃藏文文献和同期汉文文献,对吐蕃后拓的管辖地区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吐蕃王朝两大羁縻藩国以及东道、南道和北道节度使韵建置.     

唐代骠国献乐考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骠国沿古代西南丝道赴长安献乐。骠国献乐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也构成了唐代中后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作者对骠国献乐的经过和骠国所献乐器、乐曲、乐工及其 乐舞表演的基本情况作了梳理;分析了骠国献乐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     

试论唐代女德旌表制度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用表其门闾、立碑图像、封官加爵、文士咏颂、载入史册等多种方式对女性楷模进行旌表,形成一套系统的女德旌表制度.唐代是女德旌表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类旌表活动声势浩大、方式多样、次数频繁.汉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女德旌表至唐代趋于制度化、成熟化.唐代皇帝和各级官员在全国范围推进对节妇孝女的旌表,女德旌表与王朝各项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强化了贞节观念,使唐代后期成为古代妇女生活的转折期.     

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

唐代刺史的任期,就总体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州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重要州府,无论是在唐前期还是后期,普遍存在任期偏短的问题,这也是朝廷屡下诏书纠正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偏远州郡刺史的任期则存在过长的问题,但范围比较有限.唐代前后期,南北方州府刺史任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北方诸州郡刺史任期在唐后期普遍延长,而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则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

<正> 唐代中期以后,军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国家武装力量演变成以地域为基础的方镇军队,其军人也逐渐职业化,并以兵骄将悍、易动难安而著称于史册。这对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治唐史者不可忽略的一大问题。(一)从府兵到方镇唐朝前期,在实行均田制并寓兵于农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府兵制。此即杜牧《原十六卫》所云:“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府兵直接归朝廷征发调遣,“凡发府兵,皆下府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系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以及人民对兵役的反抗,府兵制开始瓦解,卫士“逐渐逃散,年月渐久,宿卫之数不给”。玄宗时,不得不以招募的方式,在京师建立起“长从宿卫”,以后几经变更,组成职业固定的禁军;边防地区也采用募兵的方式,组建了方镇军。唐朝军队的体系为之大变。安史之乱     

陌刀何以盛于唐?

唐陌刀开始流行于高宗调露前后至开元十年之间。开始时使用陌刀是为了对付突厥骑兵 ,后来在诸军流行则是为对付以骑兵称雄的唐之“四夷”。盛唐时完善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军队的装备、训练走向正规化 ,陌刀也因此成为唐步兵的主战兵器之一 ,成为常规装备。节度使制度的设立使得诸镇招兵买马 ,建立了强大的骑兵 ,骑兵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又使得克制骑兵的兵器———陌刀一直流行到晚唐     

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建设

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看来,社会风险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矛盾性体现,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失衡。同时,社会风险不仅是社会非均衡发展的外在表征,更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内在驱动。从本质上看,制度是调节社会有机体运行关系的集合以及对象化活动尺度的具体化,制度在协调和推动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同时亦有其局限性,而这又是制度建设以促进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动因所在,具体而言,包括社会有机体的耦合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等制度建设途径。     

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国内外学者对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缺乏深入关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早在18世纪,西方人士就对它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述.西方人不仅承认清朝司法总体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认可清王朝法典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公平性.其评述还体现在对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认可上,体现在对审判制度、死刑制度、监察回避调动制度以及对狱政管理的认可上.其负面评述是,司法中的滥刑行为,监狱的黑暗,司法受贿或花钱替罪,并对司法审判中连带责任行为、民刑不分的批判.西方人的评论有几个特点:18世纪中前期与18世纪后期的评论是有区别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相互掺杂;相互冲突的评论也大量存在.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以司法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体制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再到批判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是与西力东渐下,西方殖民势力日渐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密切相连的.     

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

2006年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石刻,不仅证明了洛阳景教徒的传教活动,也证明唐代两京景教之间的互相联系与遥相呼应。通过从时代背景、地域空间、中外人名、民族信徒、家族信仰等五个方面,对长安景教与洛阳景教进行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景教在唐代虽是一个外来小宗教,传世文献很少,进入中国后又有所变异,但西安、洛阳都有景教的教区传播中心,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了。长安景教碑和洛阳景教经幢是中国景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出土石刻,尤其是"记"反映的社会内容信息更多,研究的焦点应集中在"记"而不仅仅是"经"。     

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

本文通过对唐朝地缘政治与民族势力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认为决定唐朝地缘格局的因素主要是前朝政治影响的结果,但其格局一旦确立,外族政治势力的活动,就成为制约并影响唐朝地缘政治的首位因素,具体说唐朝前期关中北部的战略格局之建构与后期长安西部战略地位之转移,均是突厥、吐蕃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促成的.     

唐代朔方军何以未割据自立?

唐代明方军是唐王朝的一支边防军,也是唐代活镇中势力较强的军队。安空之乱后,各地藩镇先后不同程度脱离甚至反叛中央,唯朔方军始终恭顺中央,并且在平定安由之乱以及削平各地落镇叛乱战争中超过很大作用,写真名割据藩镇形成鲜明对此。对于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史学界大多认为,朔方军对中央经沂采源的过分依赖,决定了它只能恭顺中央而不能割据自立,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历史,自安由乱后,唐代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于南方设立了为数众多的节度使、经略使晋,而这些地区导明方军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