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回归君主立宪

梁启超在清末中国宪政道路的探索上历经艰辛,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以及开明专制又回归到君主立宪.此间,他又对君主立宪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的一些具体、独到的主张和见解.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服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罗素访华缘起

罗素是西方最后一代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界千载难逢的五四时期来华讲学,本是中国知识界的盛事,也是现代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盛事。但是,以往国内学术界却一般认为,罗素只不过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反动或思想上保守的某一党派的客人,是梁启超等人将罗素请来为他们助威。这是一个大误会。造成这一误会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中,学术界形成了对罗素、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成见,并以这种成见为前提来评判罗素的中国之行。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去揭示历史的真实。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舆论之骄子 天纵之文豪——记念梁启超诞生120周年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杰山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是同办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政论文章对清末民初的政坛风云变幻起过巨大作用,他的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有着广泛影响。本文着重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作一些沦述,以纪念他诞生120周年。     

论艾特玛托夫创作的理想美

今天,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国一样,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当代苏联作家之一。评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已成为近年来大学生颇感兴趣的论文选题。教学过程中了解的情况表明,艾特玛托夫对于读者的吸引力,是他的小说的美。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读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感到的是一种真正的美的享受,美的薰陶;小说     

梁启超宪政路径及理论考察

梁启超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其宪政思想几经变迁。梁启超在宪政理论模式选择上变动不居的同时,对宪政内在的认识却是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而不断深入和提高的,看似混杂或前后矛盾的思想蕴含着不变的追求,即追求中国宪政体制,并不断构建与完善他的独特的宪政理论体系。他的易变是"君子之变",进步之变。解读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一定要把他的思想言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才能知势论人。截取梁启超的个别言论以概括梁启超的宪政思想难免片面。     

直面文化巨擘

凡有血性者，读了梁启超的文字，莫不生激奋、共震。然而，每每读到坊间有关评点梁氏的论著，却很少找到这种感觉。本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的中国人，莫不有一种“前人皆醉今人独醒”的优越感，人们以政治或道德的审判官自居，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可以肆意圈点、贬褒。在他们看来，前人是多么的愚昧、古朽，人们总带着优越、忧愤、遗憾的目光扫视前贤。梁启超本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在２０世纪之交那风云际会的年月里，他倾其身心与思力，披荆斩棘，走过一段与国运、文运相契的心路历路，由此为后人堆起了一座思想与学…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应实事求是评价梁启超——《梁启超传》读后感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终于为其师康有为所掣,做了保皇党。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站在反动派的方面,反对革命,晚年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反动行为,毫无疑问,是应该批判的。然而,梁启超这个人物是极其复杂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     

从"转买转卖之枢纽"到"投机家的乐园"——中国近代人士对证券交易所作用的思索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梁启超、康有为、孙文、张謇、王恩良、穆藕初、杨荫溥、夏运生、陈善政、杨培新等人在不同时期先后对证券交易所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重在论述证券交易所的积极作用,或对证券交易所的消极作用提出批评。这些不同观点对我们现在正确看待国内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及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仍有一定参考意义。     

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他在许多学科领域研究中多有建树,写下了一系列耸动视听影响深远的好文章。他的言论在20世纪初起着反传统、思未来、冲决罗网的"洪水猛兽"般的功用,中国近代许多名人和伟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梁启超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在学术领域,他以史学为轴心,广收博取,文史哲齐头并进,新论迭出,卓然成家。他留给我问的那些纵论古今中外,探求人生社会的优秀著作,永远不会被忘记。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1903: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梁启超后期文化思想新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否定,认为他不但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一反前论,从批判传统文化到称颂传统文化,从传播西学到敌视西学。老年梁启超和青年梁启超,判若两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不可否认,梁启超晚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趋时”,政治上日渐落伍;但梁的文化观,前后却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没有全盘肯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