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时北方统一南方的原因浅探

隋时北方统一南方的原因浅探刘万云公元５８９年，隋灭陈统一全国，这是继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统一活动。关于隋统一中国的原因，许多学者多有论述，诸如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士族的衰落以及隋朝正确的战略战术等。但在当时为什么由北方统一南方则鲜...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政局与地方治理

隋末天下丧乱，而巴蜀却阖境安定，平稳归于李唐。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载，考辨巴蜀归唐的具体过程，指出詹俊、段纶、李袭誉等人先后抚蜀，各有职司，分别代表了巴蜀归唐的不同阶段，无需探讨谁为首功。巴蜀平稳归唐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政治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举义之初“匡复隋室”的口号，这实则体现了隋朝作为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统治的根深蒂固。在隋、唐初的强硬治理下，时人对巴蜀的印象，经历了从隋初“人好为乱”到唐初“蜀兵脆弱”的转变，表明中央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日益强化。巴蜀于隋唐易代之际的平稳过渡以及该时期对巴蜀的强硬统治，说明巴蜀地域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区深度渗透的表现。     

莫高窟第296窟须阇提本生故事画新考

通过画面的释读与佛经的对比研究,莫高窟第296窟北壁的须阇提本生故事画主要依据的是《大方便佛报恩经》绘制而成,而不是《贤愚经》。莫高窟第296窟开凿于北周末至隋初出现的兴佛、兴国时期,而非北周灭法之前。     

试论汉至南北朝散文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隋灭陈的81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巩固和逐步完备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由经学的附庸逐渐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时期。本文只就本时期散文发展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这个历史时期的散文可以分为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散文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却表现出一些基本差别。     

隋文帝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刍议

隋文帝杨坚是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589年,他经过禅代周鼎、北击突厥、南灭陈朝,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从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分裂割据达三百年之久的混乱局面,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灭陈以后,由于他在经济建设、国家治理和确立继承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处置失当,又导致了隋朝后期的政治危机,以至在他死后的第十三年,隋王朝就短命而亡,其罪过也是不可否认的。正确评价隋文帝的功过是非,不仅能够进一步弄清隋的统一及短促而亡的原因,而且对于揭示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乃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都是不无意义的。近年来,围绕隋文帝评价,史学界曾进行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本文拟就有关几个问题略舒浅见。     

论杨素在隋平陈战争中的贡献

论起隋平陈战争的功绩,除隋文帝杨坚以外,在隋朝的军事将领中当首推贺若弼和韩擒虎。是这两位将领在长江下游战场上,攻占了陈朝的都城建康,活捉了陈后主。为此,在平陈战争结束后,发生了贺、韩两位将军在隋文帝面前争功的事情。在《隋书·韩擒虎传》和《资治通鉴》卷177都记载了这件事。     

试论隋与高句丽战争

隋丽战争的性质并非传统所说的是隋对高句丽的侵略 ,而是隋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 ;隋丽战争的同时尚需应付各自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导致了隋的灭亡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

古代的巴蜀由于农耕条件的优越性，其农业经济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其农业、手工业、林业、渔业进一步提高。战国后期，泰国为统一天下首先对富饶的巴蜀发动了战争，想使其成为自己的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统一后秦政府大举移民巴蜀、修建城市，兴修水利，巩固在巴蜀的封建统治。秦对巴蜀的吞并战争及社会经济改革主观上看破坏了巴蜀人民的生活现状，客观上看它的一系列政策，使闭塞的巴蜀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隋文帝对江南的控制及其失策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统一全国,隋政权面临控制江南“易动难安”的地方势力、巩固统一局面的问题.隋政权据有江南后所面临的形势较之西晋灭吴时要复杂得多,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使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江南腹地经济的长足进步,浙东山地、赣江流域以及福建、岭南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地方豪族,亦即史书所谓“溪洞酋豪”,这些“顾恋巢窟”的地方豪族趁梁陈之际的混乱局势,起兵控制了地方政权,与孙吴以来的三吴豪族和西晋末徙于江南的北方士族一同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隋政权要安定江南,必须针对江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关键在于处理好隋中央政权同新被纳入其统治之下的江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消其反侧之心.可是,隋文帝杨坚灭陈后针对江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未达到控制江南,维护统一的积极效果.试分述于后.     

张仪、司马错伐巴蜀考

秦伐取巴蜀，是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最后，秦了却了南顾之忧，据巴、蜀之富，对楚及三晋展开了强大攻势，３０余年间，取江中，拔宛城，吞鄢、邓，破楚有郢。然而，秦惠王当初派遣谁伐取巴蜀？史书上却有不同记载。从《史记》上看，司马迁在多处确指伐蜀之将乃其先人司马错。如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之后）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而守之。”没有提及张仪。《秦本记》中亦云：‘’司马错伐蜀．灭之。”也没有提及他人。据司马迁的这些记载，伐蜀由司马错提出，并由他统兵出征完成的。但是，笔者在…     

“YI”字杂考

考证“YI”字为汉《衡方碑》“褘隋”之“隋”辗转而误,“褘隋”与《毛诗·羔羊》“委蛇”音义相同;《隶释》谓“褘隋”出《韩诗内传》,本员兴宗之说,并非洪适臆说;《韩诗》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尚未亡逸,《韩诗》亡于五代后、亡于政和建炎间、至宋亡之已久诸说,皆非是。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

1 四川的历史是一部移民的历史.据可靠的历史记载,大大小小的称民活动发生过许多次,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举秦民万家入川,开垦荒地,兴修都江堰;东汉末年,群雄争霸,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入川避乱;西晋时,雍、秦大旱,两州流民数万逃荒到川;西晋灭亡后,当时在蜀的陈汉李氏政权鉴于巴蜀因战争而人口减少、都邑空虚,从(片羊)柯引僚人10余万家入川;南宋初年,金灭北宋,北方居民南迁,大批陕甘居民入川,导致四川人口增长,1223年,总人口首次超过600万;蒙古自蜀攻宋,使得这一地域的人口大大下降,     

古代的巴蜀(第二、三章)

《古代的巴蜀》一书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约稿并准备出版的一本地方史。全书共分十二章,作者对巴族早期迁徙的路线、蜀族的起源、巴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巴蜀境内各民族的族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刊现选择部分章节分期刊载,供参阅。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     

方象瑛巴蜀诗文论略

康熙二十二年(1683)闰六月,方象瑛奉命典试四川,留下有关巴蜀的日记、诗歌及游记。日记关于巴蜀的内容主要是巴蜀自然形胜、人文古迹及巴蜀历经战乱后,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情况。巴蜀诗歌则大致可分为写景咏物诗、感时伤乱诗、凭吊怀古诗三类,佳作颇多。方象瑛巴蜀记游文情景理兼具,同为奉命典试四川而遗佳作,后人多将方象瑛《锦官集》与著名诗人王士祯《蜀道集》同列论之。     

从《诗经》看西周时期的战争观

周部族经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才最终翦灭殷商,后又多次平定叛乱或抵御外族入侵.作为生存和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和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战争成为《诗经》西周时期作品的一个必然主题.《诗经》中西周时期的战争诗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战争史实,并在对杰出将领的歌颂中表现出周人崇德尚义的战争观和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     

陈、蔡亡国绝祀考

春秋时期,陈、蔡二国先后为楚国灭而又封。至春秋末、战国初,陈、蔡又曾一度为楚所灭。史学界认定陈、蔡终灭之年为楚惠王时。但在楚惠王之后,陈、蔡却在某些文献中一再出现。本文考证认为陈、蔡最终绝祀,当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     

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

本认为,邓经武专《二十世纪巴蜀学》,在巴蜀化观的建构,数千年巴蜀学发展的勾勒、20世纪巴蜀学史的开拓,巴蜀学“川味”“蜀风”的体味……等方面,均开了撰写巴蜀学史的先河,值得学术界重视。     

《玉台新咏》与乐府诗

研究《玉台新咏》时，《玉台新咏》与乐府诗的关系是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步武《玉台新咏》的《玉台后集》为切入点，研读《玉台新咏》序文，考察齐、梁、陈、隋、唐等朝乐府职能，进而从文艺理论和历史事实诸方面了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的背景，通过统计其中八类乐府诗的数量，总结出选择、删定这些乐府歌辞的标准，说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既是为宫体诗张目，又以乐府诗为掩饰，体例基本统一，意图较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