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增量改革”到“质量改革”的发展过程 ,所谓“质量改革”即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改组、兼并、联合等形式搞活国有企业。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的运行 ,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的国有企业的运行。二、政府主导型企业兼并。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是由政府推动的 ,政府作为企业兼并的行为主体有着深厚的体制基础。三、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 ,即国有企业在今天兼并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激发“十四五”时期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鉴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所面临的约束,包括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困境”与“低效率”约束、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性缺失”与“市场歧视”约束以及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和“金融支持不足”约束; 要解决这些约束,需要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 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完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法律保障,健全金融支持体系; 利用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协同,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创新发展。     

国有企业“转机建制”的系统思考

本文从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中揭示出国有企业“转机建制”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并从宏观方面就政府在国有企业“转机建制”中如何进行分类指导和自身的改革、微观方面国有企业如何做好强本固基等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转轨时期政府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

指出转轨时期社会主义政府之所以有必要“退出”,主要是因为政府如不“退出”,首先要承担很高的监督成本,其次难以避免因维持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而承受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当“退出成本”低于监督成本和维持合约关系带来的长期利益损失时,社会主义政府的“退出”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转轨时期,政府高退出障碍直接导致产业市场高退出壁垒,结果是加剧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退出的壁垒     

论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行为

我国国有企业进入到了改革攻坚阶段。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决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进程与模式;政府在国企改革发展中所扮演的代理人、委托人的双重角色定位,是理顺国企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尽相同;政府要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行政、经济、市场、法律等客观环境。     

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规范效应分析

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策略选择的不完美信息博弈分析，解释了国企“改革困境”出现的原因．并尝试从如何突破“改革困境”的角度揭示国有企业改革与主体规范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国有企业所属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

国有企业办中小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国有企业所办中小学现状堪忧 ,改革迫在眉睫。分离国有企业办中小学的职能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前应采取“分类指导 ,典型引路 ,政府统筹 ,稳定优先”的策略 ,逐步推进     

透过“林”“张”之争看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在体制转轨的特定阶段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林毅夫教授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制度欠缺所致 ,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移植一种特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与环境 ,并以此硬化其预算约束 ;张维迎教授则认为导因于企业制度残缺 ,而这种残缺在国有制下是无法克服的 ,唯一出路是“国有”变为“非国有”。事实上 ,企业拥有一个好的市场制度与拥有一个好的内部制度一样不可或缺。“政府支配型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才是国有企业弊端丛生的总根源 ,改革应从制度重建和技术改进两方面入手     

国企“放小”帕累托改进的微观制度分析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放小”这一政策 ,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微观制度效率给予了肯定 ,指出国企“放小”这一实施过程将对微观经济制度有—帕累托改进的提高 ,这一提高体现在政府、企业、市场每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本文的意义在于在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攻坚意义的今天 ,重申国企改革第六阶段的重要性     

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在适应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是企业在适应新的市场社会条件下,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而进行的改进与变革,我们在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追求企业化政府的语境下,也应该重视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组的启示与借鉴。本文分别从职能转变、机构精简、劳资关系、多元协作、民主法制、道德自律六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目标模式探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囿于旧有模式的束缚 ,目前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必须构建体现法制经济的基本特征 ;能够确保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有利于焕发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新模式     

论银企政协同变革

国有银行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解决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双重身份问题。要建立现代化金融企业制度 ,就必须剥离国有银行的双重身份 :少部分改造为政策性银行 ,大部分改造为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量大集中本身是大量国有企业存续的需要 ,也是政府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资金依托。因此 ,国有银行改革应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协同进行。     

股份制是西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西部地区国有企业较为集中,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西部经济大发展,搞好国企是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且必须克服过去改造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致命弱点,使股权结构多元化、股权全面分散化.这样,才能有效阻止政府权力进入股份有限公司,把公司变成个人或某个上级单位的"超级提款机",进行权钱交易和"黑箱操作",才能使股份公司按其本质特征,规范透明地运行,以达到赢利的目的,促使西部市场发育成熟,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关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几点战略性思考

囿于对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传统认定,酿成了资源配置陷阱、“所有制歧视”、阻碍制度创新、影响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中小企业战略主导地位的确立等等弊端。科学的国有“主导”战略重组应为:在(1)公共物品(基础设施)、(2)垄断行业(军工、专卖等)、(3)高科技产业、(4)竞争性领域四大类划分中,重点为退(4)进(3)。这样的资产重组与制度创新,对于科学认定“国有主导”的本质、正确设计国有经济进退思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破除“所有制歧视”等都是极为有利的。     

用博弈的观点看待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多个利益集团的博弈,要用博弈的观点看待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应正视理性人之间存在利害冲突这一事实,站在理性人之间互相博弈的角度,全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ESOP中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博弈分析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为深化改革、明确企业产权,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产权形式正面临急剧变革,ESOP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形式与手段。本文对国有企业ESOP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员工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实施ESOP政府应采取有效率的监管措施,弱化权力强势方的权力,促进利益公平分配;政府、企业应采取适当的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促使改革顺利进行。     

论国有经济的规模定位与战略调整

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问题 ,不仅渊源于微观层面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政企关系和经营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天然缺陷 ,而且渊源于宏观层面上国有经济战略定位方面的不甚准确 ,尤其是规模定位上的不甚科学。因此 ,对转型期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微观层次上进行创新 ,还应从宏观层次上寻求突破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宏观上科学确定国有经济规模 ,并以此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已刻不容缓     

对国有企业财务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逻辑分析

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需要深入剖析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在逻辑 ,企业财务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分析是剖析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建立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分析框架 ,逻辑分析了政府、经营者、员工在改革过程中权利地位的演化及国有企业财务改革历程中所蕴涵的利益相关者 ,指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借助于市场环境的改变 ,调整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度与谈判能力 ,优化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的超边际分析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在企业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企业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与政府及经营者的关系,采取相应的改革战略。在实行治理结构创新的同时,对财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