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美国、欧盟对拉美整体合作的差异性比较

美国、欧盟对拉美整体合作虽然都是典型的不对称南北合作关系,但由于国家利益和对外合作理念不同,前两者与后者的整体合作存在以下一些区别:第一,合作基础和方式不同。美拉整体合作建立在泛美主义基础之上,是美国控制下的以一对多的合作方式;欧盟与拉美整体合作以原有的历史联系为基础,是欧盟主导下的以多对多的合作方式。第二,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态度不同。美国对把其排除在外的拉美一体化持抵制态度,而奉行多边主义的欧盟则持支持态度。第三,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策略不同。美国采取的是由北向南整体推进和各个击破的策略,而欧盟主要奉行与拉美各次区域组织进行集体谈判来推进自贸谈判的政策。     

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概念以来,美欧在该概念措辞上逐步趋于一致,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机制,联手推进“趋同存异”的对华“去风险”进程。美欧意图联合盟友和伙伴,拉拢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关键产品供应链、“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进一步朝着具体化、机制化、趋同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美欧虽然均采用“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表述,在战略意图、实施路径等方面存在趋同之处,但仍在战略目标、优先区域等方面有所区别。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给中国经济、科技、外交层面带来一定压力,但其战略目标能否完全实现,不仅取决于美欧之间政策的趋同水平,还取决于美欧正致力于推进的新规范在全球层面的接受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新变化及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刍议

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复杂深刻调整的过程中,拉美政局渐趋“左退右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总体放缓。拉美左翼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一体化组织发展受挫。但由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组建的太平洋联盟却发展顺利。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积极调整对拉美政策、加强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预,也成为影响拉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鉴于拉美一体化同中拉整体合作互为促进的关系,当前拉美一体化新动向也给中拉关系带来诸多新挑战。妥善应对形势变化,既需要对当前拉美一体化发展趋势有准确研判,也应对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抱有信心。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能源政策动向:中拉能源合作的新机遇

中拉能源合作是中拉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其前景广阔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构成诸多挑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特朗普当政后,其能源政策与上届政府相比有较大转变,这些转变主要包括:促进能源产业发展,解除能源行业管制,修订能源贸易条件和缩减能源相关预算等。这些政策变动影响到美国和拉美能源关系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清洁能源及减排合作等关键领域。在全球能源格局变革不断的大背景下,中拉能源关系目前正处于高峰期后的一个调整阶段,而当前美国的能源政策转变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化中拉能源合作提供一系列新的机遇,包括增加拉美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促进中国对拉美能源产业投资和金融的多元化,以及为中拉能源外交和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创造新空间等方面。中国应该把握时机,利用美国能源政策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中拉能源合作。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中国—拉共体论坛:进展、挑战及优化路径

自2014年成立至今,中拉论坛机制建设日臻完善,引领中拉整体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助力中拉合作从经贸引领到多轮驱动。中拉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是中拉论坛建立和发展的原动力,战略上的相互借重是中拉论坛成形及推进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拉论坛持续推进注入新动力。然而受到拉美区域一体化水平提升难度大、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多变以及美国对中拉合作干扰和破坏不断加码等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推进论坛建设的制约因素日趋明显。中拉论坛应适应新形势,在不断完善自身机制建设基础上,以第三届部长会议相关成果为行动指南,适时适度调整工作重点,持续推进人文交流、民间交流,切实提升对中拉合作的辐射带动作用。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关联和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踏上了新征程。其中产业关联是国家之间建立产业共生体系的关键支撑，从共生理论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发展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非负向的挤出效应；扩大市场需求、鼓励进出口、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条件，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链群共生演化的影响及其机理探究

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紧密耦合是制造业链群深度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问题。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链群共生演化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数智化使能和链群生态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是数字化变革推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向智造转型、制造业模块化、数字化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过程；是从链核企业、研究机构到相关企业互动连结的调整；是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内外部网络的优化和强化，形成深度耦合的生态网络过程。此生态网络正驱动产业链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形成，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韧性，提高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进而驱动着制造业产业创新体系由短期不平衡向高质量发展长期平衡动态调整。     

“平成维新”与日本政治及外交趋向评析

日本政局出现历史性变化，是日本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自民党保守政治所致。民主党执政后，提出一系列内政改革与变革政策，努力使日本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鸠山内阁开局良好，具有优势和很多有利因素，但也面临执政经验与能力、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来自自民党等挑战，也存在考验。鸠山内阁推行调整对美关系、重视亚洲和对华关系的积极外交政策，利及日本自身和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具有战略性的积极意义。但寻求确立对美的对等关系，将受到来自美国的阻力，具有难度。在发展对华与对东亚国家关系上，日方态度积极，也需要切实把握和努力。     

“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

2020年9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正式启动，取代了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水资源合作成为该新机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美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持续更新，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拓展，给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双向嵌入”分析框架，认为美国对湄公河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是治理和竞争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治理整合”维度上，主要是以其资金和知识的优势提高治理能力为基础，以整合共同利益强化利益合作为动力，以及时抢占时机扩大舆论引导效果为手段来介入湄公河地区水资源治理。在竞争驱动维度下，美国主要是以加强双多边伙伴关系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升级机制建设来谋求“制度霸权”，以价值观和话语的双重输出来推广其治理理念，从而在“影响力”“制度”以及“理念”三个方面完成对中国的竞争。     

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促进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对策探析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是制造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转移风险的需要,是物流业了解物流需求、改进服务模式、推动社会化发展、获得更多发展空间的需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供应链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国两业联动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完善,行业协会"失职",大多数制造企业观念落后、自营物流退出成本较高、物流外包风险较大,大多数物流企业物流服务质量无法满足制造业需求、发展缓慢、行业标准不统一,制造业与物流业利益分配不均,都制约了两业的联动发展。因此,必须完善并落实扶持政策,优化两业联动发展环境;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促进沟通和交流;解放思想,促进两业转变观念;创新合作模式,降低合作成本;创新增值服务,完善供应链;推广物流标准化,为两业联动提供基础。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美洲哲学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1.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以拉美哲学协会主席、墨西哥哲学家L.塞亚为代表的拉美学派早就提出要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哲学问题进行讨论。而以欧洲中心思想为哲学标准的美国哲学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美国哲学家R.罗蒂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哲学“是由于帝国的发展而可能实现的‘自由飞地’,但它决不意味着‘飞地’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还认为,“哲学与政治实践毫不相干,如果涉及政治实践,也仅指希望而言。在压迫的条件下,哲学毫无用处。所以,拉美的不发达阶层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一种值得评价的哲学”。完全代表美国哲学界英欧中心论(angloeurocén-     

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就十分重视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为中国与拉丁美洲人民传统友谊的缔造、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周恩来研究也是拉美各国"中国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尤其是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国的很多学者基于其本国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相似的历史遭遇等,从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民族民主革命认识等方面展开了对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在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总结和梳理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可以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