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水平如何影响实业投资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总体金融化水平对企业实业投资率的动态效应,并提出一个从利润角度衡量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程度的新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强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显著的挤出作用;而对于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弱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提升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将2011—2020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强化主业经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其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在提升企业价值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国有性质的中小上市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提升民营中小上市企业企业价值的作用更加显著;企业金融化程度具有调节作用,过度的金融资产投资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及企业主体要各司其职,把握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带来的发展契机,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吗——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在考虑内生性、改变政治关联和企业金融化的衡量方式、更换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绩效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式;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高壁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什么驱动了制造业金融化投资行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现代经济金融化进程强化了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加速了产业利润向金融资本的转移,并降低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换的门槛。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日益显现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驱动和强化了制造业的金融投资行为:(1)制造业创新发展能力弱化及盈利预期固化;(2)金融投机活动扩大及投资收益的虚高;(3)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控制和改变。     

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体经济步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期,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失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了高管特征对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探讨了内在传导机制及外部监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背景通过提升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进而促进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期末报表审计等外部监督对管理层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削弱了高管金融背景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结果为企业治理、行业监管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政府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大数据管理局的证据

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可以集合各方各层信息,将外部环境和政策情况精准推送给相关企业,从而帮助企业迅速了解外部环境变化,据此做出资产配置调整。以2013—2021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对企业资产配置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配置比例。机制分析发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能够降低企业的存货增长率,并提高银行贷款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成立大数据管理局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CEO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政务服务转型对微观企业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后续政府合理规划数字公共服务方向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异质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调整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会对国民经济起到整体调节作用,也会影响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本研究以国家重点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还随着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同时,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更大。按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微观非金融企业杠杆治理的加减法——来自信贷市场的证据

信贷市场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活水"之源,是治理我国企业去杠杆和加杠杆难题的枢纽.文章基于2005—2015年获得信贷支持的5977笔非金融企业贷款数据,从信贷交易视角考察了信贷市场中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去杠杆对象.在宏观快速加杠杆期间,银行信贷总体上发挥了微观稳杠杆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大型、公有制和异地企业更容易加杠杆,但异地大型企业的高杠杆缺乏经营效率支撑应是去杠杆的对象.文章还发现银企关系、资产专用性等交易因素与杠杆率显著相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增进我国企业杠杆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参考.     

跨省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背景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通过更大范围的跨省域一体化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鲜有文献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分解为益贫式增长率和地区收入差距两个维度,通过百度搜索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种一体化水平的全新度量方式。在计算长三角41座城市2011—2020年跨省域一体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长三角跨省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益贫式增长率,降低地区收入差距;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拉动来实现的,对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跨省域一体化中的“扩散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在起着主导作用。在采用了更换自变量、更换因变量、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基于主要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扩大跨区一体化的范围,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二是引导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鼓励要素向区域内欠发达地区迁移,助推区域一体化的扩散效应。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