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的京都模式以效果不彰为突出特点。在京都模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多边气候谈判的阵营开始分化重组,各方的规范认知开始逐渐变化,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的全球气候谈判最终取得《巴黎协定》这一重大成果,打破了自本世纪初年以来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困境。《巴黎协定》形成了减排义务和分配原则的制度化新共识,从而使多边气候制度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从南北二分转变为在责任共担的精神下自愿减排。与此同时,《巴黎协定》赋予了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合法性,为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并将激起大国围绕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规则等议题的新一轮博弈。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中国应同时在"适应"和"塑造"两方面积极努力,既加快自身改革,又要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后的气候治理进程。     

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多政策叠加下的东盟地缘政治风险及对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影响

受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内部发展的需要,东盟形成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单边主义特点,从而导致东盟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通过采用博弈论和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发现,多政策叠加对降低东盟地缘政治风险效应边际减弱;东盟依靠内部合作并不能有效地增进互信,为进一步提升各自利益倾向于与域外国家签订更多合作协定,导致东盟地缘政治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前景较好,可循序推进。     

气候变化条件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跨制度合作机制可能性研究

气候变化给全球福利带来的负面冲击日益显现且有恶化之势。海洋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促使人们深度挖掘海洋治理对人类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功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的制度沟通架起了桥梁,在气候变化的巨大冲击下海洋治理应当走跨制度合作之路。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欧盟碳中和立法及其对我国的挑战和启示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其气候政策与法律的推进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的间接减排模式、《京都议定书》出台之后以降碳为中心的强制减排模式以及《巴黎气候协定》出台以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自主承诺模式。自提出2050年建成“碳中和大陆”以来,欧盟积极推进碳中和立法,实施“绿色新政”,出台《欧洲气候法》,并启动“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计划,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气候行动评估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欧盟碳中和立法对我国而言既有挑战,也有启发,我国需要对欧盟在引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以及实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益经验制定《碳中和促进法》,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论全球化中的治理创新

客观性的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有着在“中心-边缘”图式中延续和扩张的可能,但就后工业化这一特殊背景下特定内涵的历史过程而言,全球化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开放和扩张的延续,而是一种需要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这种努力的过程与目标的达成,包括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走向后工业文明发展中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合作的整体,是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合作与互动,更是全球化背景中试图摆脱边缘位置的国家必须进行的行政创新:变革已有的“中心-边缘”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合作治理.     

中国城市经济韧性量化评估及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经济韧性”是指在遭遇外部突发事件冲击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的恢复力和反弹能力，其体现了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城市经济韧性”是衡量城市遭受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综合反映了城市治理水平和能力。本文建构了城市经济韧性“量化评估—机理解构—对策建议”逻辑分析框架，创新性地构建了规模韧性、开放韧性、创新韧性、制度韧性和结构韧性五大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了全国285座城市经济韧性，并划分为中低韧性、中等韧性、中高韧性、高韧性四个等级。进一步解构韧性影响内在机理发现，结构韧性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最大，规模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和制度韧性依次递减；规模韧性、开放韧性和结构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创新韧性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制度韧性溢出效应不显著；全国城市经济韧性整体水平有明显提升，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量化评估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基础上，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为要求，提出了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提高抗外部冲击风险应对能力的政策建议。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略——基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视角

在风险常态中,风险治理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研究已然成为治理研究的新趋向。在系统性风险社会中,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国家和地方治理,需要强化风险治理观。国际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风险治理理论与方法,通过梳理发现:与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相关的分析范式主要有三种理论范式、五种方法范式和七种学科范式;相关的模式框架主要有RDTE理想型、RMDT信任性、ToR容忍性、PSEE包容性、IRGC系统性及其调适性风险治理模型;根据不同风险类型与战略目标形成了多种风险应对方法等。总体来看,国际理论方法对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或其他风险治理的启示借鉴主要有:一是参与和协商并重;二是沟通与回应并举;三是技术与政治并用;四是问责与激励并行;五是防控与经济并进。     

北极海运黑碳排放的国际治理:现状、挑战与制度构建

黑碳属于短期气候强迫因子,具备温室效应物质和大气污染物质的双重属性,对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危害极大。来自国际海运船舶的黑碳排放是导致北极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应当而且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海事组织、北极理事会等机构对黑碳减排的立法与实践的尝试,形成的是碎片化、约束力弱、框架性的国际海运黑碳法律治理现状。国际海事组织与北极理事会等应当牵头制定"北极海运黑碳减排协定",并将其作为统筹相关制度的基础,辅之以扩大排放控制区等措施。可通过"俱乐部"式的运行机制和设置权利与义务的方式保障协定的执行力,构建北极海运黑碳排放国际治理体系,最终实现黑碳减排与绿色发展的双赢。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信任、利益互惠和差序式治理

差序式治理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这种治理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治理形式甚至是华人家族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其中,关系信任是差序式治理的基石,在转型期制度信任缺失的情境下可以降低治理风险;利益互惠是维系差序式治理的重要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企业的治理能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差序式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视为制度信任的一种替代,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治理机制仍不利于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和生命周期的延续,华人家族企业要"家业长青",必须走向契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