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域外大国介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自启动以来不断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在参与合作中的力度也不断加大,成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地缘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彰显,域外大国也开始关注该次区域的合作进程,并且不断加大对次区域相关国家的支持力度,逐渐介入到合作的进程中。对外部大国介入到本次区域的合作,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分析大国介入的动机差异,以稳妥、正确的战略应对,从而把本区域的合作建设成我国周边外交的良好范例,为制定更加灵活的周边合作战略奠定实践基础。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基础、挑战和路径

中国-东盟关系稳定发展、不断升级,为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步入“深水区”,一些挑战难题近年愈发突显。美国等域外势力炒作南海争端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拉拢东盟国家,严重干扰地区合作深入推展。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应坚持因国施策、双多边共同推进,可优先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推动开展务实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引领地区治理规则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当灵活运用二轨平台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涉海文教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形势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周边五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印、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稳定和发展存在着许多影响,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与区域外大国关系的互动,使中国西南边疆面临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中国要加强同东盟的全面合作,强化“周边是首要”,推进融合性外交,充分发挥滇桂两省的前沿和桥头堡作用,全面推进与周边太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M”型战略选择与广西在湄公河次经济区发展中的对策

“一轴两翼”型战略是适应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亚洲区域经济进程发展要求的产物。其现实意义是:使广西从思想上实现了从连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桥梁的象征性地位向实质性地位理念的转变,从更高的角度、更宽的范围、更深远的层次确立了广西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即:东引、西联、北靠的中主轴线合作发展战略。其中西联是指构成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南下战略右翼的湄公河次经济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轴两翼”型战略的总体构想已经形成并且具有良好的期望前景。但是,要将其真正付诸于实际,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就“一轴两翼”型战略的右翼—湄公河次经济区的建设而言,广西在湄公河次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取向上的主要对策是:一是充分认识湄公河次经济区的重要意义;二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通道经济观;三是必须坚持大协作的精神;四是必须坚持优先发展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型建设的道路;五是必须将外向型经济作为拉动内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支点;六是必须重视互动性,充分调动有关国家和国内相关各方的积极性;七是对原有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改;八是使用好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积极推进与加快物流业的发展。     

我国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历史逻辑及经验启示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两山”关系的演变、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三个维度,可以概括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进程,总结得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宝贵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全面领导,敢于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作斗争,统筹发挥市场与政府作用推动制度体系建设;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大格局,坚定践行“两山”理念,努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进展、实质与战略影响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重大举措。该组织主要聚焦于军事技术合作，试图为澳大利亚分享核技术并部署核潜艇舰队，同时深化三国军事技术合作。一年来，AUKUS不仅积极落实预定目标，而且扩大了军事技术合作，并完善了组织架构、人事安排、军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然而，从成立的动机和战略环境看，AUKUS的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其实质是一个潜在的对华军事联盟。不同于传统军事联盟，AUKUS又具有安全合作的伙伴性、文化身份的同质性、合作内容的技术性和聚焦海洋的地缘性四大新特点。作为21世纪在印太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新型军事联盟，AUKUS势必将加剧全球“新冷战”、诱发国际军事危机并恶化全球科技生态。对此，中国可以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三个维度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该联盟带来的负面影响。     

克服知行矛盾：中国—东盟合作与地区秩序优化

从1991年到2021年这30年,中国与东盟的地区合作取得很大成功,并优化了东亚地区秩序,堪称中国周边战略和地区合作的最佳实践。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总体上形成以东盟为基准,多层次、多渠道、多进程的合作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克服了种种地区合作的知行难题,形成知行共同体,在促进双方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当前,中美在东南亚的战略博弈加剧,各方“印太战略”兴起,中国与东盟合作面临新的知行难题,也蕴含了双方进一步升级合作并优化地区秩序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可通过接纳和推动“东盟印太展望”,实现与东盟合作的升级,共同推进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构建。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美国北极科学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北极事务的科学探索以及对北极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有效应对北极问题的基石，科学外交是国际社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新形式。为维护北极权益、巩固北极伙伴关系以及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通过发布科学报告、签署科学合作协定、主办国际科学多边会议等方式在北极地区践行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领域多面化的北极科学外交。美国北极科学外交的开展一方面维护和拓展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北极科研活动受制于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态势。面对美国将北极科学外交“工具化”的趋势，中国应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通过开展双轨科学外交，建立北极科研数据中心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研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和维护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并推动北极事务的善治。     

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与关键矿物的地缘政治

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对能源转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矿物引起了拜登政府的重视。目前，拜登政府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关键矿物的战略安排。对内，促进开发，重建矿物加工能力，推动关键矿物的循环利用与技术创新，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提供信息与制度支持；对外，同作为关键产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工具推进关键矿物的国际合作，打造“关键矿物俱乐部”，积极制定关键矿物行业标准，排挤中国在供应链内的生存空间。拜登政府此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可能会转移，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会受到影响，关键矿物的全球治理会愈发复杂，美国对华竞争边界将被拓展。为此，中国应该出台相应措施以应对当前国际能源转型。国内层面要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增强本土供应能力；在国际层面积极发挥优势，提升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同关键行为体发展良好关系，积极争夺关键矿物相关产业的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促使其回归关键矿物本身及其全球治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安全合作发展评估

地区合作已经成为21世纪一种新的安全、发展与战略思维,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喜欢带上“地区”的眼镜来看待与处理对外政策问题,不仅在地区认同的基础上构造地区内部的国际关系,而且以地区为背景或依托开展与地区外部的国际关系,地区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不仅能平衡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而且由于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亚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能比较有效地维护区域利益和抗衡外来安全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集体领导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又一个外交新思维,它在中国现今参与的所有地区合作组织中最能彰显中国的影响力,能为中国探索如何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发挥中国主导作用的经验和做法。“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富有成效,但也存在着五个制约它今后发展的因素,而要解决好这五个制约因素,未来工作中应注重在三个方面上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建交七十年来的政治外交关系不断发展,现已逐步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借助国家间的互补关系开展了诸多合作项目,并在悠久的合作进程中取得较为瞩目的成就。但在新型大国关系合作理论视阈中考察两国合作,可发现其在合作能力、合作机制、合作维度等方面存在不足。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拓展了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空间,亦弥补了现行合作的不足,在其建设过程中可从宏观规划、地方合作、互联互通等领域拓宽合作维度。随着两国蓝色合作进程不断推进,建立以"冰上丝绸之路"为新起点的中俄蓝色伙伴关系势在必行。蓝色伙伴关系理念可为深化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构建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推动力。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