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现金流量、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

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自由现金流量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自由现金流量和费用粘性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明显的费用粘性;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抑制作用。因此,要加强成本费用管理,有效控制费用粘性,必须加强自由现金流量管理,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多个大股东可以限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但大股东之间的协调成本,可能使监督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力度和效率下降,导致费用粘性增加。基于此,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会增加企业的费用粘性;除控股股东外,其他大股东数量越多、持股比例越多,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越强。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以及变换年份和大股东衡量标准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是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实现的,其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补充了多个大股东对管理者成本管理行为的负面影响,为全面理解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监管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吗?

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在为金融市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技术特征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风险,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强度增加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来探究金融监管是否促进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情况和可负担性,具有较强的普惠效应.在金融监管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更强;但当金融监管程度过高时,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有所减弱.并且,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有利于金融科技普惠效应的发挥.本文的研究对于构建金融科技监管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效应,在实施柔性监管的过程中,既要防范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更要给予金融创新一定的"试点容错"空间,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业态,助力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更好地满足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     

金融科技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与金融服务收敛吗？

为了探索金融科技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影响的异质性,在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对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服务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收敛度模型,利用2015—2020年全国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金融科技推动下,全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区域间服务水平差距缩小,但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未出现明显趋同。金融科技在不同地区间的作用效果不同,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作用明显,对中西部不显著;对中西部金融服务提升影响较东部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明显,由此制约了地区金融发展趋同;金融科技发展产生的垄断效应限制了东部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但能有效弥补中西部金融服务下沉不足的短板,成为促进区域间金融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动机对费用粘性影响研究

以我国2001-2012年持续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经理人最优决策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两种不同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最优决策动机会导致较高的费用粘性水平;具有保盈动机的样本公司,费用的对称性表现得更明显;而具有新股发行动机的公司,费用表现出反粘性的特征。上述研究厘清了不同经理人动机对费用习性的影响路径,为企业通过费用比率进行经理人绩效考核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     

人工智能会改变制造企业的成本粘性吗？

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成本粘性有降低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高、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制造企业中降低效应更为显著;人工智能通过调整成本路径、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降低成本粘性,而未通过代理冲突路径降低成本粘性;在资产专用性弱、环境不确定性低的制造企业中,人工智能提高了成本粘性,但此情形只出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样本中;人工智能对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对物质资源成本粘性的降低效应更显著。提出提高企业管理者对成本粘性的认识、制造企业要正确选择和应用人工智能、政府应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必要的支持等建议,以期为制造企业发展、政策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青岛市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研究

利用2001—2012年青岛市科技创新与金融支持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青岛市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与科技创新显著正相关,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明显。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从商业银行信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政策性科技融资担保、科技保险等方面提出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以近年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借助Python软件文本识别功能刻画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是能够缓解信息约束问题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有助于获取政府资源并引发人才集聚效应,最终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较高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高技术行业与制造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后果,也为未来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采用熵值法计算我国28个省份2009-2018年科技金融综合指数,本研究构建起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技术创新和要素市场发育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显著推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在科技金融和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而要素市场发育仅在科技金融和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金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显著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不显著.     

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科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两条路径;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呈现边际递增与倒“U型”门槛效应。鉴于此,亟待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构建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新常态下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探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科技金融发展已由需求导向转变为供给导向。当前科技金融主体协同创新乏力、联动机制日渐疲软、金融体系创新速度减慢,科技金融发展需要在制度创新层面、金融主体创新层面、科技金融工具层面和配套支撑层面,逐步强化区域合作、优化多层级资本市场,完善互联网金融运行规范、创新金融主体经营模式,开发科技融资租赁工具、推进科技资产证券化,提升联动机制运行效率,拓展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     

金融科技与非效率投资:结构特征、调节效应与监管效果

以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借助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揭示：金融科技能有效校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种校正具有时空延伸性和作用多向性;考虑企业外部环境,市场化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其使得金融科技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的敏感度降低,行业竞争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科技对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影响;考虑金融监管环境,金融监管有助于发挥金融科技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据此,应妥善推进金融科技的改革及应用,更好地为企业投资行为服务,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金融科技、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以及财务风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财务风险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科技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优秀企业的治理水平影响最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合格企业的治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对金融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应加大运用金融科技的力度,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采用min-max标准化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得出2011—2018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总指标。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呈现出HH 和LL 集聚的特性,即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金融科技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各省的金融科技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本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对邻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金融科技发展对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创业活动是稳就业、稳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的发展则为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注入了新的力量。文章从理论层面剖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理,并利用我国280个城市多年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影响效应在城市规模、行政地位和地理区位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会通过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及降低融资成本对城市创业活跃度产生积极影响,且降低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大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第四,金融科技发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且超过门槛阈值后其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藉由金融科技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对策建议。     

科技金融是否促进经济与创新的协同

以科技金融为切入点,解释科技金融本质及相关政策,对科技金融是否支持经济与创新协同作了理论假设,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指数、经济与创新协同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经济与创新协同以规模为主,质量有待提升;公共科技金融、市场科技金融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与创新协同;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异质性在统计上不明显,但公共科技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     

数字化时代金融科技监管困境与完善路径

金融数据作为行业核心竞争要素,受现行监管机制缺陷与法律规则漏洞影响,成为诱发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对监管层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整合权力体系与既有规范,加强宏观顶层设计与立法建设,完善微观技术协助式监管与中国式“监管沙盒”模式,坚持以法律治理科技为路径,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数据监管体系的应然选择。     

论金融科技监管的创新向度

科技创新的变革使得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出了以“数据”为核心、以“网络”为平台、以“算法”为驱动的新型商业化模式,推动了金融产业的变革。金融科技作为传统金融需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全新金融服务类型,可以有效减小金融交易成本,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但金融科技自身的一系列特质也给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模式带来了诸如算法与数据的“模型风险”、对法律保护价值的潜在破坏、去中心化交易的系统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唯有转变监管思路、引入新的监管工具、采取新的监管方法,才能有效预防金融科技产生的系统风险,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以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科技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机制分析显示,科技金融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而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尚未起到显著作用。